综合即是创新.doc

综合即是创新：日本的科技战略 ????古希腊有个“不死鸟”的神话，说的是一只鸟在烈焰中如何脱胎换骨、重获新生。类似的故事，在东方佛教里，称作凤凰涅槃。战后日本经济，就如同那“不死鸟”，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神话。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保持了高经济增长率，而且人均增长幅度，一度达到美国的9倍。世人在艳羡之余，不禁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曾推动日本经济高增长？ 早在50年前，美国人就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当时，日本经济崭露头角，年增长率达到22.8％，而美国经济增速却年年放缓，这引起了美国人的不安。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通过对1929—1948年美国经济的深入研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这19年中美国经济增长，资本和劳动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8％，其余52％，分别来自规模经济、资源配置和知识进展，其中，科技的贡献率，最高时竟然达到39％！可是到了50年代，这一比率却逐年下降。而远隔重洋的日本，经济之所以蒸蒸日上，正是在科技转化成生产力上，一步步追了上来。 日本能有今天的实力，靠的是技术引进起。日本国土狭小，人口稠密，资源相对不足，二战又留下一个烂摊子，如果关门搞建设，别说强国富民，短期内想恢复元气都很难。古人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日本政府在困境之中，找到了一条生路—贸易立国：进口原料，出口产品，靠赚取两者之间的价差，求生存、谋发展。可是，要把产品打出去并不容易，二战刚结束，周边国家对日本恨之入骨，而西方国家的市场，又是美国货横行天下。而且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断了日本的对外技术交流，日本国内的民用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很难拿出象样的产品。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实现贸易立国，最明智的办法，莫过于把国外先进的技术引进来，边学边干，借脑生财。 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在科技发展方面，一直推行吸收加改进的“收获型”战略。这一战略有两个特点。一是“小科学”“大技术”。基础理论研究、尖端技术开发，日本人无心为之，原因很简单，周期长、见效慢、投入多、风险大，不如让给西方人去搞。但对实用技术，特别是能够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日本人却不放过。1950—1972年间，日本引进技术的代价是36亿美元，仅相当于同期美国科研经费的1％，但它的实际价值，却是引进费的55倍。到60年代末，日本与欧美的技术差距已基本消除，在钢铁、汽车、家电、机器人等产业，日本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 “收获型”战略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技术的商业价值，在离产品最近的地方下功夫。半导体技术本是美国人的发明，美国用它造飞船、造导弹，日本人却把它制成电子表，进军瑞士手表市场，做成傻瓜相机，挤占德国相机市场；美国的太阳能刚刚走出实验室，日本人便生产出太阳能计算机，并很快风靡全世界……日本企业界戏称，这些技术是“美国开花，日本结果，得来全不费功夫。 日本人信奉“综合就是创新”，对国外技术不是照搬照抄，简单摹仿，而是博采众长，结合日本实际加以改造，形成自己的特色。本田公司是日本的著名企业，靠生产摩托车起家。1952年公司组成考察组，走遍主要发达国家，花了几百万美元，搞到几十种最新发动机样机，回国后经过数百次试验，造成世界最好的发动机。3年后，本田摩托就占领了国际市场。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引进了300多项新技术，他开发的电视机，每个零件技术都是人家的，甚至连线路图也是买来的。尽管每卖出一台电视，要交付专利费用1000多日元，但带来的收益却是专利费的上百倍。 “收获型”科技发展战略，使日本仅用了20年时间，就赶上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但到了70年代中期，这条路却走到了尽头。日本人突然发现，自己已同欧美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技术引进的空间越来越小。长期重引进、轻研究，重应用、轻基础，日本没有自己独立完整的科研体系，科技发展的后劲明显不足。强烈的危机感促使政府调整思路，决定走“播种型”科技发展道路，并于1980年正式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新战略。 科技立国战略的目标，是建立完善的科研体制，形成自主开发尖端技术的能力。自80年代开始，日本的科研、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连续多年超过美国。日本政府专门设置科学技术厅，组建国家基础研究中心，建立产、学、研官民一体化的科研体制，鼓励企业设立研究机构，自主开发新产品。通产省还出台优惠政策，对各公司推出的创新产品，可以得到研究费用25％的减税待遇。应该说，这些新的科技政策，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到80年代末，日本的技术出口，比10年前增加了9.6倍，其中尖端技术产品所占比重1989年达到32.1％，超过欧美所有发达国家。尽管日本的经济规模只及美国的一半，但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已超过美国，并在世界贸易总额其中占17％的份额。90年代初，日本每年获专利34万件，占全世界的1／4，成了名副其实的专利大国。 世事如棋。20世纪最后10年，当日本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