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写实与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转变.doc

论“新写实”与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变化 “新写实”小说是2O世纪8O年代后期出现的文学思潮，它以世俗化的新“写实主义”，疏离政治，视点下移，使现实主义文学从崇高跌落到世俗，以凡俗众生为叙述主体，选择下层百姓的世俗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展示人们的琐碎生活和生存烦恼，还原了生活原生态。在“新写实”小说出现之前，现实主义作家一直注重现实政治、社会历史及时代变迁，表现人生命运与精神理想，充满使命感、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池莉、方方等“新写实”小说作家虽然举起的仍是“写实”的旗帜，但是，“当他们操持着各自的话语方式来对现实和历史作出‘如实’刻画的同时，竞集体地溢出了革命现实主义的轨道。“新写实”小说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转变，表现出从典型化转向世俗化价值取向，以作家主观情感的隐匿，颠覆了被长期奉为经典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 “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都是“写实”的文学。传统的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人们接触到的只是一个现象的世界。因此现实主义创作的经典性表述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就需要对已有生活进行选择、加工和提炼。艺术上的“真实”不仅来自于生活现象本身，还必须揭示出生活背后的“本质”，什么是本质真实，现实主义似乎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是，从传统现实主义创作中，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理解：所谓本质真实是指那些能够反映时代面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具有典型性的社会生活。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使命就是塑造英雄典型，批判腐朽落后，推动社会进步，因而常常选择那些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重大题材，展示时代风云：我们通过鲁迅的小说，深刻认识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看到了五四新思潮影响下觉醒了的青年一代对封建专制者的反抗和斗争；茅盾的小说《子夜》，则以旧上海畸形繁荣的资本主义大都市为背景，描写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之间的生死搏斗，为我们展示出上世纪2O年代末3O年代初从城市到农村乡镇广阔的社会生活。正因为如此，这些文学大师的创作，一直被奉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 新写实小说家立足于个体的生存体验，放弃了对“本质真实”的探究，不再区别“本质”与“非本质”，而试图用生活的“平常性”、“庸常性”、“平凡性”来呈现生活的原生状态，展示当代人的生命存在状态。追求的是还原生活本相，或者说力争在作品中事无巨细的表现出生活的“纯态事实”。这种变化使得作家对现有生活的“提炼”变得毫无意义，一切取舍、加工都是多余的、愚蠢的，琐屑、庸常的世俗生活成了文学的最爱。从刘震云《单位》、《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池莉《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到苏童《离婚指南》中的男女主人公，都遭遇了“一斤馊豆腐”、“孩子入托”、“老人过生日”、“妻子分娩”、“夫妻吵嘴”等生活烦恼，这些“一地鸡毛”的琐碎小事，却使他们陷入了欲哭无泪的生存尴尬，而这种庸庸碌碌的世俗层面的生活，是传统现实主义所不屑一顾的。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叙述者或作者的视点产生了巨大的移位。由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用理性关照一切，传统的叙述者大多采用的是高于生活、高于故事人物的视点。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在对待生活和人物方面则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并作为创作者主体，在事无巨细中必须要求他有公平公正的叙述视觉，扮演第三人称的立场，不能介入其中，最忌用第一二人称，多用第三人称，即“零度情感”。就如《一地鸡毛》中作者作为创作主体却退出的诸如买豆腐买白菜搬蜂窝煤等等的日常生活，经由流水帐式的叙事手法掩盖了叙述者的“在场”。通篇作者都置身于客体的位置，也没有自己所谓的观点，只是纯客观的记录。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以人类的导师自居，他们期望自己的小说能够成为人类生活的教科书.现实主义小说在讲述故事时，总是夹杂着大量的非叙事话语，那怕是最具含蓄风格的文本，作家也会在整体上运用象征或隐喻等修辞性评论的方法显示自己的价值或情感取向。 “新写实”小说产生于2O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文学的终极理想消失、作家的政治热情降温、个体生存更加艰难等复杂的现实背景中，它放弃了思想启蒙和人性批判的功利性，放弃了文学的社会干预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以冷峻旁观的叙述姿态描写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表现他们世俗而琐屑的生活，既不评价生活，也不干预生活，当然更不想去改造生活。“新写实”小说作家在表现世俗人生中集体选择了主观情感退隐的叙事策略，不再介入现实，即“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 现实主义文学强调文学与人生的密切关系，它不是自然主义地描写现实社会和人生，而是要表现人生，探索人生，改造人生，必然要在作品中倾注作家的主观感情和人生理想。无论是思想启蒙，还是社会批判，都离不开作家的主观情感和价值判断，显示出作家的思想倾向，表现作家的审美意识。“新写实”小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