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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社会演化模式比较看中国和世界的前途 ——从陈申申《中西方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一文说开去 引 言 　　陈申申先生发挥了梁漱溟、钱穆等国学大师的研究成果所写的《中西方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一文 [1]，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结构与西方社会的团体结构的对照中，引伸出关于中西政治文化差别的许多深刻认知，对于认识和推进当前中国的政治改革具有启发意义。 　　在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对宏观社会的问题只能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分析，认为这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并将一切从别的角度对宏观社会进行的分析一概称之为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加以批判和排斥，其中包括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对各别文明社会特殊性的分析。实际上他们是“唯”社会内部物质生产之“物”，而无视社会外部自然环境之“物”，所以即使从“唯物”这一角度来说也并不“彻底”；再从“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也无视一个文明体一旦形成一种特殊的传统，这一传统也会对该文明体以后的物质和精神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使其长期显出其特殊性。教条主义的这种偏向，给世界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挫折。可喜的是，随着近年来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人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及其当代意义的关注和研究正在蓬勃发展，陈文就是一例。这对于扩展人们的视野、纠正教条主义的认知模式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实，教条主义所片面强调的“教条”本身，即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原理并没有错，错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教条主义者没有结合东方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实际去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所揭示的、存在于一切文明社会的普遍规律，无视和否定此普遍规律在各别文明社会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自然和社会历史环境而形成的特殊表现形式。如何将这个特殊性与普遍性圆融地贯通起来加以理解和分析，是将认识推向深入、并对现实发挥真正的指导作用的关键。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沿着这条思路进一步提出问题，抛砖引玉，希望将讨论引向深入。 　　陈文将中西社会结构和伦理信仰的区别概括为：中国是“农耕民族，家庭结构，亲情关系，祖宗崇拜”；西方是“游牧民族，团体结构，契约关系，上帝崇拜”。这一概括并不错，因为它点出了自然环境的差异导致生产方式的差异、生产方式的差异又导致社会结构和伦理信仰的差异，伦理信仰的差异又导致政治文化的差异。不过笔者有三点补充：（一）古代西方不仅是“游牧民族”，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罗马位于地中海北岸，航海业自古就比较发达，而前现代西方所谓的航海业实际上是贸易和海盗劫掠的结合，在其掠夺性方面与摧毁罗马帝国的欧陆“蛮族”（Barbarians）游牧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二）“家庭与团体的对立”这样的概括还不能精确地区别中西社会结构的实质，因为家庭也是一种“团体”啊！而且，（三）这种结构的比较仅是一种静态的比较；要认识中西社会演化方式的差异，还需要对中西社会历史进一步作出动态的分析。下面就是一个尝试。 西方传统：利益团体的纵横捭阖 头二争三的霸权轮替 　　两类利益团体 　　所谓利益团体是指并不是纯粹由于先天血缘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的、如家庭那样的团体，而是指后天出于个体利益的考虑而自觉或被逼选择相互结合而成的团体。以其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来说利益团体可分两大类： 第一类是由对立利益者组成的团体，即对立阶级的权宜结合，如由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与农奴、资本家与工人组成的农牧工商生产运作单位（农牧场、远洋商船、庄园/种植园、工场/工厂、公司等）。这些单位与其它同类或不同类的单位存在着普遍的利益冲突，所以应是一种利益团体。但由于向来被看作是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的私人领地，因此在阶级社会里从不作为“团体”看待，其内部的利益对立、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问题也就向来不属于传统主流话语的话题。这本身就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自相矛盾，是一种虚伪的诡辩伎俩。 第二类是由共同利益者组成的团体，他们可以来自不同经济、政治、文化运作单位、但具有相同的阶级或阶层利益、或其它某种共同利益。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利益团体。古代的不说，近现代的有行会，商会，工会，消费者协会，政党，宗教、种族、文化团体，各种偏好团体等等。家庭在其（基本上）没有阶级对立、而只有共同利益这一点上应属于这一类，但在其先天决定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一本质方面又有别于所有其它共同利益团体。不过，由于家庭结构及伦理在西方社会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很突出，所以不必另立一类。这类利益团体的成员之间也会有利益矛盾，但比起他们的共同利益来就比较微不足道。不过在剥削阶级成员之间和被剥削的劳动阶级成员之间情况仍有不同：前者占全社会人口的少数，加上他们一般来说比较贪婪，因此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比起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要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