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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视域下城市流动人口犯罪预防研究-法律 社会支持视域下城市流动人口犯罪预防研究 于 阳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城市流动人口经济地位较低、融入城市生活能力不强，加之因得不到社会支持而形成相对被剥夺感，极易演变为城市违法犯罪活动的实施主体，从而影响城市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西方犯罪学领域社会支持理论在预防和降低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犯罪中发挥着五个方面的重要功能，该理论对预防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的重要启示包括建立外来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注重外来流动人口城市归属感和工作满意度的培育；积极探索破解流动人口因户籍和居住环境所造成的融合难等现实问题。 关键词 ：流动人口；犯罪预防；社会支持；犯罪学；刑事政策 中图分类号：DF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4)05-0121-09 一、反思现行流动人口刑事政策及相关社会政策 （一）预防流动人口犯罪刑事政策的反思 所谓刑事政策，是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通过预防犯罪，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安宁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有学者认为，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以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目的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具体而言，刑事政策就是党和国家对犯罪问题作出的集中反应。当前国内预防流动人口犯罪的刑事政策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 第一，虽然中国刑事政策的基调已由上世纪80-90年代的“严打”刑事政策调整为2005年以后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但由于深受“严打”政策的长期贯彻，刑法保护早期化、刑罚处罚重罚化、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等惩治犯罪行为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一些司法人员的脑海中。同时在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济”的标准、幅度往往把握的不够准确到位。有时该严厉的不严厉，该宽大的不宽大，或者是严的又太严，宽的又太宽。此外，在原先“严打”政策的背景下，更注重以“打击”为主，忽视了对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从而导致对流动人口犯罪防控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 第二，现行流动人口刑事政策的实施主体长期以来是以国家为本位的，而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等社会力量充其量只是被动的、积极的参与者。但在国内经济体制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生深化变革的大背景下，当前社会结构已发生明显的转向：即由国家本位一元制朝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双本位的二元模式转变。受此影响，社会力量在流动人口刑事政策的实施主体中应当占得一席之地，这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向。但目前流动人口刑事政策实施主体的现状依然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在国家的导引下辅之以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这也导致社会力量参与流动人口犯罪防控的地位被边缘化以及社会力量投入的严重不足。受此影响，以非监禁刑为主的行刑社会化的思想和理念虽已广为传播并为多数司法人员所深以为然，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实际效果不甚理想，始终无法令人满意。 （二）预防流动人口犯罪社会政策的反思 最好的社会政策也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当前国内的社会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并对预防城市流动人口犯罪工作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和效果。 首先，就当前国家相关的经济政策来看，过于强调GDP等经济政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影响到国家对于城市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预防和治理，以及影响到“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等工作的具体实施。而过于强调GDP增长等经济政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社会资本存量，成为一类重要的间接促使犯罪发生的社会因素。这点不无道理，应当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其次，过于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政治决策也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每年的全国“两会”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组织的重要会议，重要的活动纪念日等等，“维稳”工作就成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各级政府官员的压力普遍增大，而维稳的经费支出也在逐年地递增。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官员就怕社会上动乱出事，就怕老百姓闹腾，从而影响到自己的政绩和仕途，结果是越怕越容易出事，最终却极易演变成诸如“群体性事件”等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事件。其实，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大政方针并没有错，但社会稳定量值在一个固定周期内出现的上下波动，只要没有超过可以调控的范围和最大峰值，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更不用紧张过度。国家和政府敏感的神经有时也需要适时松弛一下，如果长期超负荷处于紧张亢奋状态，就会像一根弹簧超出其最大承载范围那样，再想恢复到常态更绝非易事。笔者认为，制定常态的预警机制和有效的预防措施，加强对特殊群体的社会管理，对于应对此类突发事件似乎效果要更好一些。 最后，就当前相关的城市社会政策而言，就不利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和救济。各地制定的相关文件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