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密疏的保密规章制度.docVIP

明代密疏的保密制度密疏，作为一种特殊的上行官文书，顾名思义其内容应当保密，保密是密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明代，在正常的题奏本之外，密疏之所以能非常广泛地存在于明代的政治生活中，主要是因为正常的题奏本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明代的题奏本有两个主要缺陷，其一是格式繁冗，批复迟缓，迁延时日，易贻误政机。题奏本的书写，要遵守规定格式，用宋体缮写，依洪武正韵，最后还要计算字数及所用纸张;题奏本的进呈，要经通政司转呈、文书房备案、皇帝御览、内阁票拟、皇帝批红（明代中期以后多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和六科抄出等繁冗程序。其二是易于泄漏机密。题奏本的处理过于繁冗，经手的部门和个人过多，重要的章奏往往本章尚未批出发抄，就已传之朝野，或登之塘报邸抄。若通政司故意或不慎，章奏泄密之事极易发生。正如清人昭ｌｉáｎ＠所说:“自明太祖后，立通政司，凡内外章奏，皆须于其司挂号后，始能达入九重。故权相多以其私人专主其任，凡言路稍有动作，无不先知。故使谠言正论多有泄漏，以致被罪者，如严嵩之于赵文华是也。”［1］（卷10《折子》）相比之下，明代的密疏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方面的缺陷。　　一、明代密疏的保密意识　　密疏不同于一般题奏本的特别之处，不在密疏内容里有无“密”字。有的密疏在起首处就有“密”字，如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王锡爵所上的《密奏》，开首便说:“受恩，臣锡爵谨具副本密题……”［2］（卷10《密奏》）有的在密疏的结尾处用“密”字申明，如嘉靖六年十二月，兵部会推提督团营文臣时一致推举王守仁、王宪和伍文定三人，让皇帝简用，而内阁首辅杨一清密疏举荐兵部尚书李承勋，他在密疏的最后说:“臣虽有疾家居，心不能安。乞以此意谕示内阁谢迁、张璁等拟票请旨，批出施行。臣密疏谨具奏闻。”［3］（卷5《论推用提督团营文臣奏对》）也有的密疏通篇就没有出现“密”字，如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徐阶给世宗所上的《请公同票拟奏》和四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请发追贼官军粮料》等。一般地说，密疏之密，密就密在它的内容不能让除上密疏者和皇帝之外的其他人察知;密就密在密疏的上呈渠道、处理方式等不同于一般的章奏，有着相应的保密措施。只有这两方面的保密工作都做到了，才能确保密疏自上疏人手中发出，直达御前。　　为了确保密疏在书写、上呈转送到最后批出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做到尽可能地保密，从明初起，有关密疏保密的各种相关措施，总是被不时地强调着。　　朱元璋废相以前，由于明初承前元旧制，朝臣及地方官所上密疏，均经中书省丞相之手，所以才有胡惟庸“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4］（《胡惟庸传》）的情况出现，胡惟庸将本来上呈给皇帝的密疏先取阅，遇“害己者”就匿而不呈，以邀截密疏，说明朝臣的密疏在直达御前的过程中保密出现了问题。为防止中书省邀截密疏，并削夺中书省的权力，朱元璋于洪武十年六月下诏，“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御前”［5］（卷113《洪武十年六月丁巳》）。不久又设通政司转呈密疏，使之直达御前。胡惟庸被杀后中书省也随即罢黜，此后朱元璋重典驭下，私截密疏之事从此少有发生，因而“洪武、永乐间，实封皆自御前开拆，故奸臣有事即露，无幸免者”［6］（卷9）。　　明代诸帝都十分注意密疏的保密。建文三年三月，夹河之役失败后，朝野上下，军中内外，咸论建文帝“勿杀叔父之谕”是“失之太仁”，翰林院侍书史仲彬“便奏几密事十二条。帝叱左右曰:‘勿泄。’因诵‘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7］永乐二年四月，礼部定给事中八人颁诏外国，已行二日。时吏科右给事（中）孙ｌíｎ＠发现所遣之人，“皆素非诚实者”，遂密奏皇帝。明成祖答:“此非专礼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从之……适尔所言，慎勿泄也。”［8］（卷30《永乐二年四月戊寅》）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学士杨溥密疏言事，仁宗皇帝特颁御札奖谕:“览卿所奏，为国家之计，诚合朕心，但望卿始终如一，知无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恳，特用酬报。今赐卿彩币一双，钞一千贯，卿其领之。”并强调:“夫几事不密则害成。”［9］（卷2《密疏言事》）虽然建文帝、成祖和仁宗强调保密多是事出有因，但也说明他们都有着很强的保密意识。杨一清是嘉靖初年给嘉靖皇帝上密疏较多的人，深知密疏保密的重要性，不必皇帝经常提醒，但嘉靖皇帝有时还是出于种种原因，不厌其烦地告诫杨一清要注意密疏的保密。　　只有保密意识是不够的，还须有相应的保密措施，明代对密疏的保密，从密疏的书写誊录到进呈，直到最后批出都有许多规定。　　二、密疏书写与誊录过程中的保密　　密疏的书写和誊录，是上呈密疏的第一个环节，也是密疏可能泄密的第一个环节。明代朝臣进呈密疏，书写与誊录，一般不能由他人代劳，多是进密疏者本人亲自执笔。天顺初年，曹吉祥叛乱，都督吴瑾察知后，“匿他所作奏，请翌日勿遣兵，第不开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