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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国之谜”与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 拓展资料 一 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与拉美国家的改革 （一）新自由主义与拉美经济改革 新自由主义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传入拉美，但传播范围当时仅限于智利。1973年皮诺切特将军在智利通过政变上台后，立即将一大批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等欧美高等院校学成回国的经济学家安排在政府部门，并委以重任。这些被称为“芝加哥弟子”的“归派”通晓市场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认为只有新自由主义理论才能使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的经济走出困境。因此，在他们的影响下，皮诺切特将军实施了以开放市场和减少国家干预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整个拉美地区迅速传播和扩散。它在拉美的流行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 第一，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迫使拉美国家在理论上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80年代初，拉美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次危机使80年代成了拉美“失去的十年”。为了恢复经济，拉美国家采用了控制通货膨胀、压缩财政开支和减少进口等措施，但收效甚微。对于这种局面，影响拉美数十年的发展主义理论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理论乘虚而入，为拉美国家提出了摆脱危机的“药方”。因此，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 第二，拉美“新一代领导人”的出现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传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土　壤”。与过去的拉美国家领导人不同的是，在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脱颖而出的“新一　代领导人”有过在西方受教育的经历，因而比较容易接受市场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　主张。以1988年上台的墨西哥萨利纳斯政府为例，不仅萨利纳斯总统本人在美国获得了　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在他的内阁中，59%的部长或副部长也都拥有美国大学的经济学　博士学位。而在20年前，这一比例仅为25%。 第三 ，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拉美的传播与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拉美国家施加的压力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1985年美国为解决拉美债务危机而提出的“贝克计划”，就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该计划认为，为了恢复经济增长，拉美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改革税收体系，实现价格自由化，等等。 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拉美国家决策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由于债务危机使拉美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信急剧下降，进入拉美地区的外国私人资本大幅度减少。因此，拉美国家希望从国际多边机构和美国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贷款，而这些贷款常常附加一些要求债务国进行经济改革的条件。 第四，“东亚奇迹”与苏东剧变的示范效应在传播新自由主义理论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许多拉美人认为，东亚国家(地区)之所以实现经济起飞，主要是因为它们奉行了市场经济原则，而苏东国家陷入困境的原因则是它们没有走自由市场经济之路。 第五，美国学术界和拉美学术界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传播推波助澜。例如，90年代初，美国学者F.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一书的西班牙语版在智利等国发行时，曾连续数周名列畅销书排行榜之首。福山认为，信奉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的不同意识形态经过长时期的较量和争论之后，自由市场经济终于取胜。在福山眼中，这象征着历史的终结。著名的秘鲁学者埃尔南多·德·索托于80年代后期出版了《另一条道路》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了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主张。该书出版后立即在许多拉美国家成为畅销书。这些宣传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著作经拉美媒体和学术界的炒作，在拉美的影响不断扩大。 总之，正如美国学者S.乔治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理论之所以能从一个“小小的胚胎”发展为后来几乎要统治整个世界的理论，完全是因为哈耶克及其学生弗里德曼等人坚信这样一个“信条”：“如果你能占领人们的头脑，那么他们的心和手就会听从头脑的指挥。” （二）“华盛顿共识”与拉美经济改革 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金融界和企业界人士以及世界上若干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面向拉美的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在会议的最后阶段，该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经过讨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上述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也是在华盛顿召开的，因此这一共识可以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威廉姆逊在会后将会议论文汇编成册，并于同年出版。在这本题为《拉美调整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