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民权遭遇性别：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社会福利问题研究综述.docVIP

当公民权遭遇性别：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社会福利问题研究综述 ????T·H·马歇尔提出了公民权（citizenship，亦被翻译为“公民身份”、“公民资格”）的理论，他认为国家提供社会福利是公民权历史演化的顶峰，国家必须保证公民能够获得足够的收入、社会服务和教育，国家立法并承诺实现公民的社会权利。T·H·马歇尔是从历史的而非逻辑的分析角度，将公民权分为3部分或3要素：公民的要素、政治的要素和社会的要素。公民的要素（civil element）由个人自由所必需的权利组成，它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并以人人平等的方式确定和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因此，与公民权利最直接相关的机构是法院。政治的要素（political element）指的是公民作为政治权力实体的成员或这个实体的选举者，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与其相对应的机构是国会和地方议会。社会的要素（social element）指的是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与这一要素紧密相连的机构是教育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公民权利归于18世纪，政治权利归于19世纪，社会权利则归于20世纪。他得出的结论是：现代形式的权利恰恰意味着地位对契约的入侵，市场价格对社会正义的服从，权利宣言对自由议价的替代。因此，公民身份的社会权利不是与当今的自由市场实践毫不相干的异质因素，它们已经扎根于契约体系的内部。这即是说，社会权利已经迫使20世纪的资本主义体系做出了修改[1](P8，9，33)。????20世纪90年代，公民权研究开始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出现，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取向出发，纷纷探讨和表达了各种公民权的概念，标示公民权的三个基本轴线（即外延、内涵和深度）都经过了重新定义和改造[2](P2)。女性主义学者就是其中之一。例如，西尔维娅·沃尔比（Sylvia Walby，1994）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公民身份被性别化了吗？”女性主义理论家从作为男人和女人的性别差异的角度对公民权重新加以概念化[3](P340)。妇女与就业、社会福利的关系及其中所蕴含的不平等是性别公民权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1960年代以来，妇女与福利议题逐渐成为新女性主义理论与妇女运动的共同主题。但迟至1990年代，这一议题才得到学者们的普遍接纳，进入社会政策主流话语空间[4]。各种新女性主义理论流派把妇女作为女性带入社会权利与社会福利的研究和诠释中，为传统的社会政策分析模型提供了一个富有价值的新视角[5](P33)。其中，有相当多的研究着眼于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特征及其造成的社会福利性别不平等问题。????因此，本文尝试从公民权与社会性别关系的角度，对近年来海外社会学界关于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社会福利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做一文献回顾式梳理，以期丰富我国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权益研究的文献。????一、基本事实描述：从女性就业的非正规化趋势到社会福利的制度性排斥????所谓非正规就业是指包括非正规部门中的就业和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其中，非正规部门主要指以个人或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小规模的从事商品生产、流通和服务的单位，包括微型企业、家庭型的生产服务单位和自营劳动者。具体包括自我雇佣者、雇工在7人以下的个体企业、家庭保姆等；正规部门中也有一些非正规就业者，如短期临时就业、分包生产的外部工人等[6]。哈特（Hart）在1973年首次尝试界定“非正规经济部门”，他指出了非正规经济的7项特征：（1）易于进入；（2）运行规模较小；（3）运用本土资源以及业已被别人采用的科技成果；（4）劳动密集型工作；（5）运用在正规学校系统之外获得的技能；（6）资本投入最小化；（7）家庭劳动力的使用最大化。他的结论改变了人们通常对非正规经济部门的负面印象，但是他把正规经济部门与非正规经济部门割裂开来的做法，没有认识到两种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7](P182)。以往的研究和各国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实践表明，与正规就业相比，非正规就业具有以下一般性特征：雇佣关系不规范、不稳定；收入较低；缺乏保障；失去工作的风险较大；劳动强度较大；劳动时间较长或劳动者难以控制其劳动时间安排；进入和退出成本较低；具有某些方面的灵活性；容易尝试新的领域或新的方式[6]。暂时性就业和临时性就业经常被视为两种最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形式。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直到20世纪70年代，‘终身的全职工作’仍旧是工厂里以及生涯过程中规划和利用劳动力的时间组织标准。原则上，这一体系使工作和非工作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清晰区分成为可能，而且它构成了相互排斥的就业和非就业的社会与法律地位。在当今和即将到来的自动化浪潮中，这一标准化的充分就业体系在边缘地带将开始松动，使劳动法、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这三个支柱变得灵活化。灵活而多元化的不充分就业形式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