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海疆观念变迁与反思 图.docVIP

我国古代海疆观念变迁与反思 图 ? 中国传统海疆观念是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的反映，具有弛张更替、强干弱枝、守土防御等特质。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容、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过农业部族和海洋部族争胜融合的过程，中华民族中也包含了向海洋发展的传统。”中国传统海疆观念大致缘起于先秦以前，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与延续至清代，具有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质。宋元以前中华民族是以一种较为开放的海疆观念融入海洋的，这一时期的海疆观念大多表征为“弛”的特质。明清时期由于“海患”的出现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来，明清政府的海疆观念大多表现为“禁海———开海———禁海”的弛张交替的特质，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海疆观念大多表征为“张”的特质，出现了宋元以前与明清时期海疆观念弛张更替的规律。秦始皇五次巡察，曾四次巡视到齐、燕沿海等地，强烈地领悟到大海的浩淼与深邃。汉代打通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又进军海洋，打通海上丝绸之路。西汉以降，尤其是唐、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得到充分展拓与延伸，对外联系日益紧密。唐代设立市舶使制度，允许外商入唐贸易，对海外贸易采取保护政策，广州作为当时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名扬四海，已经初步具有了经略海疆的意义。“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倾与汉人南迁的移民潮和对外交通的大通道从西北陆路向东南海路转移同步，航海贸易受到西亚阿拉伯蕃商东来的刺激和带动，而有长足的进步。宋代隔舱防水技术和指南针在海舶的使用，海洋天文、水文、地理知识的不断增进，海洋远洋航运贸易能力迅速攀升。”特别是宋高宗南渡时期，财政十分拮据，把开放海洋作为国策，市舶收入成为南宋王朝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仅福建市舶司一地，在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四年(1134)的八年之内，一个蕃舶纲首招致的舶船，就获得98万缗的“净利钱”。同时，一大批沿海港口城市，如杭州、明州、温州、澉浦和泉州因运而生。尤其是泉州取代广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和东南亚贸易网络的中心。[4]宋代对海洋的社会经济属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海洋防卫和海洋安全的重视程度较之前代也有所加强。[5](P49)为了保卫对外航道的安全通畅，宋代在沿海的主要港口城市如明州、扬州、泉州、广州的外围，设置军寨，分兵把守。元朝建立以后更把发展海洋作为国策，海洋经济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元朝政府变更禁官泛海贸易之令，“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同时承袭南宋市舶司制度，设立了上海、澉浦、庆元、泉州四市舶司，后来又陆续增加了杭州、温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并放宽政策，除市舶司和市舶司所在地的官员禁止“下蕃货卖”外，其他“诸王、驸马、权豪、势要、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诸色人等”均可“下蕃博易”。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还由政府出本钱或给舶商出海贸易，称为“官本船”。由于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拉动了对海防与国土安全的需求。元代的展土拓疆意识十分强烈，两次东征日本，又南征占城、安南、爪哇，引发了“防海”、“防倭”的安全需求。这种“防海”、“防倭”的安全需求正是海防与海权意识兴起的内部张力，标志着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初步觉醒。可惜好景不长，迨至元末明初倭乱尤其是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之后，随着海疆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进而成为统治阶级政权的隐患时，原本逐渐开放的海疆观念开始转向，出现了明清两朝与以前朝代海疆观念弛张更替的困局。明洪武时期，为应对倭乱，实行“海禁”政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逐渐从海洋上退缩，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明穆宗时期。尽管穆宗以后又实行“开海”政策，但并没有改变明政府逐渐从海洋上退缩的海疆观念。实行“禁海”政策的目的原本是为了防止“倭乱”的袭扰，巩固海疆，但却适得其反，反而加剧了海疆的危机。为对付明郑集团海上势力，清初又实行“海禁”、“迁界”政策，颁布《申严海禁敕谕》，规定“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处斩，货物入官”。[8]康雍乾时期，清政府又实行过几次“禁海”与“开海”政策，但均没有改变传统海疆观念。当时正值新航路的开辟与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统治阶级应对的策略只是在“禁海”与“开海”之间徘徊，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海患”势力的东来，只能闭关自守，消极被动地防御，在弛张更替之中沦落到被动挨打的窘境。　中国古代以农为本，农耕文明十分发达。农耕文明是强势、主流，农耕文明在局部地区被掺杂糅合成带有海洋文明的特质。区域性、民间性是中国传统海洋文明的基调和真切意蕴。沿海地区尽管有着充满活力的传统海洋文化因子，但在古代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很难在与农业文明的争胜中处于优势。中国地理环境西、北背负大陆，且地势西高东低，在古代航海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很少有海患的袭扰，形成了地理环境十分封闭的格局，所以统治阶级“重陆轻海”的海疆观念极易被强化，陆疆与海疆形成强干弱枝之势。以中原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