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人物个人悲剧原因》.docVIP

先秦法家人物个人悲剧原因考 摘要：以前学术界认为，先秦法家人物的个人悲剧是由旧势力的反扑造成的，但这仅是表层现象，实际上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先秦法家人物个人悲剧的真正原因是：前期法家人物的个人悲剧是自己行为与主张相悖的结果；后期法家人物的个人悲剧是法家人物内部不同派别之间斗争的结果。先秦法家人物虽然大都落得一个可悲的结局，但是他们的思想主张得以流传后世，取得了胜利，从而弥补了历史的遗憾。 关键词：先秦 法家人物 个人悲剧 儒家认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但是在法家法治历史上却是“杀其人而用其刑”。先秦法家人物身死异首的个人悲剧与其思想主张流传后世的胜利形成鲜明而深刻的矛盾对比。 历史总是上演一些类似的残酷悲剧。法家人物凭借其切合时代的思想主张及个人才干赢得了君主们的赏识，但遗憾的是大都落得一个可悲的结局。然而他们的法治主张为后世所继承，取得了思想上的胜利。对这一矛盾进行深入的探讨，则可揭示出旧贵族的怨恨报复仅是表层现象，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邓析之死———法家思想的祭品 邓析（？——前501年）郑国大夫，与子产同时。邓析是先秦名辩思潮的创始人，他将循名责实的思维方法应用于法律，从而使他的法治思想别具特色。他坚决主张刑法改革，自己制定了一部“竹刑”，用以对抗子产制定的仍然具有礼治色彩的“刑书”。邓析在春秋时期天与人、礼与法的思想对抗中，不谈天命，抵制旧礼，反对改良，制定竹刑，表现出很强的与时俱进的法治意识，因而荀子说他“不法先王，不是礼义”。[1]（p86） 邓析的被杀似乎昭示了后世法家人物的悲剧。“不法先王，不是礼义”的邓析不满于子产对周礼的改良，对于子产的刑书也持否定态度。他私自编定了一部更能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刑法，写在竹简上，称为“竹刑”。邓析的被杀有两种说法：其一，《左传?定公九年》载：“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据晋代大儒杜预的注解，驷颛杀邓析是因为他“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显然是违背了法家一贯主张的“法自君出”的原则，“生法者，君也”。但《左传》又批判了驷颛的枉杀行为，“君子谓子然（子然是驷颛之字）于是不忠，苟有可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可见《左传》对邓析的竹刑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其二，《吕氏春秋?离谓》载：“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欢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吕氏春秋》关于子产杀邓析之事是否确切有待商榷，此处不做考证。）这里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有人会认为邓析的死是他务难子产造成两人恩怨，子产假公济私进行报复的结果。其实，不毁乡校令名显于当世的子产不会如此心胸狭窄。邓析的真正死因是他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导致是非无度，郑国大乱的后果。以法治国，本为求得良好的社会秩序，可邓析却使郑国大乱，死有何怨？无论邓析死于何种原因，都是法家思想的祭品。我们再看吴起。 二、吴起肢解——三长贵之，一短败之 吴起（前440——前381），卫国人，先后仕过鲁、魏、楚，后被楚国贵族所杀。 司马迁认为，吴起之死乃是“刻暴少恩亡其躯”[2]（p647） 。这是太史公对法家人物个人悲剧的常用论调。但是吴起的情况并非完全这样。 据《史记?孙武吴起列传》所载，吴起除得到魏文侯和楚悼王的赏识外是不容于当世的。初，鲁人或恶吴起，吴起杀谤己者三十余人，出卫而“遂事曾子”。因母死不归，“曾子薄之”。又杀妻以求将，虽有“战胜之名”，但身为卫人，见疑于鲁君。于是去鲁入魏，为将，屡克强敌，魏文侯“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后因公叔继田文为相，吴起遭其谮又去魏之楚，为楚悼王重用，进行变法。但其措施过激，而遭楚之贵族怨恨。司马迁说吴起“刻暴少恩”乃片面之词。吴起将士卒，“尽能得士心”；与武侯论治国之道，倡“在德不在险”，不可谓刻暴。那麽吴起究竟死于何种原因呢？时人田文的评价和吴起在楚之举揭示了这一隐秘。 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2]（p647） 吴起列举了自己的三长：“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领兵、治政和拒敌实为吴起之所长，并非为争功而捏造。然实际形势不利乃是其所短。正如田文所说“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2]（p647） 正因为这一点不能为相，为相必败。 田文说的虽是魏国之情形，但是后来吴起在楚国的情形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