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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双江良知观建构之历程研究-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
聶雙江良知學研究—從建構的歷程考說起
朱湘鈺
一、前言
在陽明學發展的數線上,若以陽明(1472-1528)為原點,試將江右王門第一代傳人的思想與師說的遠近,標出各人在這條數線上的位置,聶雙江(1487-1563)的座標其絕對值或許可以畫出最長的半徑。其歸寂說的主張不但在當時受到諸子的環攻,延續至今,以「離經叛道」的視角來評價其思想的研究成果,仍不在少數。
觀當今的研究成果多著墨於其歸寂說的內涵,或者是環繞他與諸子的論辯,這些議題的確可以呈顯雙江個人的思想特色,亦足以反映他的主張與同門諸子格格不入之處,但前人研究多將雙江主張歸寂說的原因,化約為對當時王學的反動與修正此學術意義,而忽略雙江個人思想的發展歷程。在陽明學中,建構良知觀的發展歷程之所以重要,在於良知之教乃訴諸個人踐履,方能親證體貼之,且王門諸子因個人的理解與功力而各自提出不同的良知說,此具獨特性的主張,意義並不在理論本身,更多時候是在於其所由出的背景,亦即探究個人建構良知觀的歷程,理解其歷史性,才能夠突顯出此理論與先行者或後繼者的差異處,準此,本文擬從雙江建構良知觀的歷程與發展的視角切入,一窺其歸寂說的形成與意義,並以此研究成果,重新審視前人的相關研究,期能更客觀地呈現雙江歸寂說的意義。
在進行正文之前,必須要先說明本文的論述方法。有鑑於日前相關成果的豐碩,就某些重要議題,實已不容置喙,為避免重複之嫌與突顯本文的存在價值,有關已成定論的研究成果採直接鋪陳或引用的方式,以使本文的進行更為流暢明快。
二、早期的良知觀—以孝弟為良知
理解良知教的思維方式
雙江在嘉靖五年(1526)時,始見陽明於越(也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時陽明已揭示良知之教,但雙江當時並不契機,這一點從他後來的回憶中可見一斑:
予始受學於陽明先生,駭而疑之,猶夫人也,已而反求諸身心日用之間,參諸程朱合一之訓,渙然若有所覺而紛紛之疑亡矣!蓋大學之道惟在於止至善也。曾子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朱子釋「至善」云:「蓋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釋「忠信」云:「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是數言者真有以契夫精一執中之旨。
雙江領受良知學的過程:初甚疑,後反諸身心,並參程朱之學,方有所覺,問題是陽明當初之所以在百千磨難中殺出一條血路來,就是源於對朱子學的不滿,而今雙江卻以朱學的理路來思考良知學,方能通透,這其間的曲折頗堪玩味。
這段文字是雙江四十二歲歸任福建時所作,從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的兩個特色:第一:當時雙江已認為《大學》一書的核心在「止至善」一語,在同一篇的後文更清楚的說道「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捨是(指「止至善」)無以用其力也,是故知止之功,誠意而已矣!」,將誠意視為「知止之功」,其思路是設定一至善之體以依止,這不能不視為後來歸寂說的前奏。可見雙江後來之所以主歸寂說,其實因應時代課題只是部分原因,其思維傾向更是主要的決定因素。
其次,探究雙江之所以參究程朱之學來瞭解陽明學,這未必是說他不識心理為二之病,他曾說:
世之論格物者,必謂博極乎事物之理,信如是,則孔門之求仁、孟子之集義,中庸之慎獨,顧皆不及乎格物矣!而大學於入門之初,乃先驅人外性以求知,其於天理存亡之幾,疑若無與焉者也,無乃厭聖學之明白簡易,而欲率之以煩苦者之所為乎?
外物以求知者為虛寂,外知以求心者為枯槁,外心以求仁者為襲取,外仁以求學者為泛濫滅裂,此二氏五伯百家之學,所以毒天下,如以文辭而已者。
問題在於他並不認為程朱有此問題,如引文所示,他將裂知與物為二者,歸諸佛道二氏與五伯之術,在他的眼裡,朱子是道統中重要的一環,而朱陸更是早異晚合的思想家:
朱子以豪傑之才,自弱冠著述六經,下及子史百家,莫不究心而惓惓,以繼往開來為已任,……然夫學求放心,以立其大,居處執事忠信恭敬,以求乎仁,……而後世攻之久而益堅,殆不知其所以也,二家(朱陸)早年之見異同出入,明若觀火,……文公晚年反身求約之學,蓋已深契陸氏而不復向來支離之嘆,文公之所以為大也,後世不測其大而顧欲以己意小之則已負文公多矣!
雙江對朱子的理解,除了如前人所指陳深受陽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論》影響─朱子晚年悔悟而走上心學的路子,同時也與他喜融合諸說的態度有密切的關係。雙江在嘉靖七年(1528)巡撫福建時,曾重刻數本他認為的重要著作:《傳習錄》、《二業合一論》、《大學古本》與《道一編》等書,並慎重地一一作序以誌此事,在其文中,可以看出他具有融合諸家學說的傾向:
程子曰:「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又曰:「致知在格物,非有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何其明白易簡,以一貫之而無遺也哉!
天下無二業也,蘊之為德行,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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