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和曾国藩、李鸿章交往的关系探微.docVIP

丁日昌与曾国藩、李鸿章交往关系探微 邱志红 　　在晚清历史上，湘淮军政集团的兴起、发展和壮大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已往的研究，对这两个军政集团的领袖人物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其他关键人物，如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均给予了较大的关注，相较而言，对丁日昌在湘淮集团中的地位与作用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围绕丁日昌在晚清中国吏治、洋务、海防、外交、藏书等方面的建树，研究者也进行了重点考察。①当年王尔敏先生在其《淮军志》中述及李鸿章幕府人才时，对丁日昌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并有一段精辟论述，称：“自同治二年至九年以丁忧去职，丁日昌对于淮军军饷械弹的供应，无不周密迅速，实为（李）鸿章最得力的助手。他不仅于淮军发展有大功勋，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对于当时世局的了解，外交的肆应，海防的设计，其才识均远非同时其他疆吏所及，与（李）鸿章政见一致，志同道合。”②这种评价应该是非常中肯的。　　史称的“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是湘淮集团军事、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丁日昌是活跃在洋务领域的领先人物。丁日昌（1823－1882），字持静，号雨生（禹生），广东丰顺人，禀生出身，比曾国藩小12岁，与李鸿章同岁，曾先后入曾国藩及李鸿章幕。在晚清历史上，能先后为曾国藩、李鸿章所倚重，并且关系密切的幕府人物并不是很多，据朱东安先生的研究，丁日昌、倪文蔚、李传黻、吴汝伦、祝垲、郭嵩焘、黄方、游智开、薛福成等③可算是其中的凤毛麟角者。丁日昌后来凭借淮系起家，累官至江苏巡抚、福州巡抚、船政大臣，成为具有相当政治地位及政治影响力的疆吏枢臣，上述人物中唯有郭嵩焘堪与之比肩。郭嵩焘（1818－1891）不仅曾是湘系集团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淮系集团创办人李鸿章在政治上能引之为“奥援”者，但是由于其个人因素，他当权的地位既不甚显要（最高官至广州巡抚、首任出使英国大使），为官时间既短且不具连续性，因此使得他在整个湘淮集团军事、政事活动领域，包括洋务领域的成效大打折扣。如果说郭嵩焘是一位“学识宏通、志行坚卓”（李鸿章语）的理论家的话，丁日昌无疑是以“才力过人”、“才猷卓特”（李鸿章语）的实践家的身份为湘淮集团所关注和倚重。　　可以说，丁日昌与湘淮集团之间因为其与曾国藩、李鸿章的这种特殊而又密切的关系而紧密相连，并以其洋务实践对晚清政局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对丁日昌与曾国藩、李鸿章交往及关系的考察，无疑是透视湘淮军政集团及晚清政局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已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④笔者在学习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揣浅陋，浅谈一下自己阅读史料后的心得与体会。引子：李、曾争调再解读　　同治元年（1862年）春，时在曾国藩幕府的丁日昌被统兵援沪的李鸿章与进兵金陵的曾国荃争相借调，这一史实颇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津津乐道，并常引用曾国藩致曾国荃的那封家书来解释曾国藩不愿放人的原因：“丁雨生笔下条畅，少荃求之幕府相助，雨生不甚愿去，恐亦不能至弟处，碍难对少荃也。”⑤因缺乏此一时期丁日昌本人关于此事的文字记载，其“不甚愿去”是与曾国藩沟通之后的意见，抑或曾氏个人的主观猜测，这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讨论。　　对于湘淮军政集团来说，“淮从湘出”已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的时间是在咸丰八年底（1859年初），而在12年前，年仅25岁的他已经是丁未科的进士。其间，李鸿章累充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还奉命跟随吕贤基回安徽办过团练。和他同岁的丁日昌比他晚三年入曾幕，其时他们都已39岁。但和李鸿章相比，丁日昌此前的仕途经历只能用“惨淡”一词来形容，不仅进士功名与他无缘，在江西庐陵县令任上不久就因弃城获罪旋被革职。尽管在太平军兴起后，清朝官员抵抗失利的战役比比皆是，弃城而逃的也非特例，诸如曾经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但弃城革职的这个政治污点还是如影随形，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丁日昌仕途的发展，后来更成为顽固派用来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诟病之一。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曾国藩以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刚被革职的丁日昌即以江西省吏治、漕运等问题向曾国藩大胆建言，旋被曾国藩招揽入府，并正式与李鸿章结识。　　从丁日昌入曾幕，到李鸿章、曾国荃二人争调，时间相隔不过半年，也就是说，丁日昌在曾幕时间也就半年有余。通常情况下，领导对下属的考察，半年时间尤嫌过短，尤其是在对抗太平军需要广揽人才以为重用的特殊时期，曾国藩对下属“德”与“才”的考量就显得更加重要。在此时的曾国藩看来，丁日昌解决实际问题的才干还是有潜力可挖的，丁日昌在入幕前后所呈的关于处理厘务、漕粮、对付太平军等方面的意见，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认为：“各条不独于丁漕利弊，确切指陈，且于江省各州县衙门积习，疏剔明畅，足见该令素日留心吏治，实事求是，殊可嘉奖”，⑥因此在丁氏入幕不久他就奏请开复其原职。但对丁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