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之路不能不提书-宁波博物馆.pdfVIP

海丝之路不能不提书 宁波博物馆 莫意达 作为华夏文化绵延千年的主要载体之一，书籍，或者说文献 典籍，是中国文化影响东亚并形成东亚文化圈的主要途径。在中 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群岛等的交往历史中，文献典籍的交流一直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以此影响了上述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 等多个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唐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顶峰时 期，借助便利的海上贸易，书籍源源不断地输入朝鲜半岛和日本 群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独特的现象。 根据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史料记载， 晋武帝太康六年（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285 年），中国籍移民 王仁应邀来到日本，献上了郑玄注《论语》十卷、《千字文》一 卷，并成为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这是目前所知关于中国典籍 输入日本的最早记载，也被认为是中国书籍传往向日本的开端。 王仁是从朝鲜半岛的百济出发前往日本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中 国的书籍在此之前就已经传播到了更具有地理优势的朝鲜半岛。 蔡伦于东汉时期发明造纸、唐代雕版印刷、北宋活字印刷， 一系列造纸、印刷等方面的发明创造为书籍的大规模印制以及流 通扫清了障碍。得益于此，承载中国文化的汉文典籍也借助繁盛 的“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将输入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从 当时情况来看，书籍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进行交流： 第一，遣唐使等官方使团带回。《善邻国宝记》记载，日本 小治田朝（即推古天皇）时期，由于其国内“书籍未多”，故派 遣小野臣到隋朝“买求书籍”，这是文献记载的日本前往中国的 第一个买书的使团。此后，在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群岛的官方 使团交往中，不论是唐宋朝廷赐给还是使团购买，中国书籍都由 此传播到海外。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遣使入贡，唐太宗 赐给新撰《晋书》。垂拱二年（686），新罗遣使求《唐礼》，武则 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 勒成五十卷赐之”。而《旧唐书》关于遣唐使的记载中，第九次 遣唐使“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同时，与遣唐使一 并前来的学问僧更是将运回佛教典籍作为前来中国的主要职责 之一，号称入唐八大家的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 圆珍、宗睿就在中国求取大量的佛教经卷。以最澄为例，最澄从 明州入唐，并经明州带回经卷合计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其中 就有向台州求得一百二十八部百四十五卷以及 “向越府取本写取 经并念诵法门计一百二部一百五十卷”。 第二，前来中国的僧人带回。两宋时期，中国和日本没有建 立正式的官方交往，但双方之间的民间交流却达到了顶峰。许多 入宋的僧人不断将佛经带回日本。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日僧奝然率领弟子成算、祚壹、嘉因 等四五人乘宋商陈仁爽、陈仁满之船入宋求法，求得开封太平兴 国寺印经院蜀版印本《大藏经》五千卷以及新译经二百八十六卷， 并称日本“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 中国。” 至道元年（995），宋奉先寺源清向日本赠送自己撰写的《法 华示珠指》二卷、《龙女成佛义》一卷、《十六观经记》二卷、同 门僧鸿羽撰写的《佛光庄严论》一卷、弟子庆昭的《心印铭》一 卷，共五部七卷。真宗咸平六年，日僧寂照抵达明州，并于次年 晋谒宋真宗。根据杨亿《杨文公谈苑》记载，寂照称在日本有 “《史 记》、《汉书》、《文选》、《五经》、《论语》、《孝经》、《尔雅》、《醉 乡日月》、《御览》、《玉篇》、《蒋鲂歌》、《老（子）》、《列子》、《神 仙传》、《朝野众载》、《白集六帖》、《初学记》等，而“释氏论及 疏钞传集之类多有，不可悉数”。寂照虽然在入宋三十多年后客 死杭州清凉山，但的弟子念救则带去折本《文选》、《白氏文集》， 而其同门绍良带去了明州著名天台高僧四明知礼的撰述《四明十 义书》和《观音玄义记》。南宋时期，自称“渡唐三个度”重源 归国时带回了福建刊本的《大藏经》。宁宗庆元五年，日僧俊芿 入宋，在中国游历十三年后返回，带回律宗典籍三百二十卷，天 台宗典籍七百十六卷，华严经章疏一百七十五卷，此外还有包括 朱熹《四书》在内的儒家、道家书籍二百五十六卷，杂书四百六 十三卷，法帖、御书、堂书等七十六卷，共两千多卷。 第三，赴海外的唐人、宋人带去。除了高丽、日本前来中国 之外，还有很多的中国学者、高僧前往上述地区，并带去相关文 献典籍，同时也在当地著书立说，成为中国书籍对外传播的另一 种方式。唐代鉴真法师东渡日本，带去了佛教典籍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