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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两汉经学一、秦汉时期的学术转变：秦王朝在学术统一上的探索汉初黄老之学的盛行儒学的复兴与创新二、经学与十三经：经与经学经学的派别经书的增益三、董仲舒与今文经学的独尊：四、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斗争：一、秦汉时期的学术转变1、秦王朝在学术统一上的探索当时学术所面临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解决先秦传统的各学派之间的纷争；二是如何利用学术为现实的社会政治服务；两种思路：一种是博采先秦诸子百家之长来构建新学术，代表者是吕不韦综合百家所编纂的《吕氏春秋》；一种是发扬秦帝国固有的功利主义传统来建立新学术，其典型形态就是秦始皇等人对法家学说的推崇；秦始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陆贾《新语》）2.汉初黄老之学的盛行：什么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是流行于战国末年和秦汉之际的一种学术思潮，从表面上看，它假托黄帝、老子流行于世，但其实是一种以老子道家思想为出发点，另外吸收了部分法家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而成的具有综合性特征的学说。黄老之学的特点：把道家的无为和法家的法治相结合，倡导上无为而下有为的政治理念。“萧规曹随”的无为之治：事情的缘起：曹参在代替萧何为丞相后，“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曹参的理由：“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最后的结果：“萧何为法，覯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3.儒学的复兴与创新：汉初儒学不振的原因：楚汉之争中儒家站在项羽一方： “楚地悉定，独鲁不下；汉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犹闻弦诵之声；为其守礼义之国，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以示鲁父兄，鲁乃降。”汉初的统治者缺乏良好的学术基础：“ 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儒生说也。”儒学复兴的历史背景：当权者治理国家的现实需求：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当权者对学术的重要性有所认识：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面对社会矛盾的变化，黄老之学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也，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天人三策》儒家经学独尊的标志：一是，儒家经学由于官学的地位而得到广泛的传承发展，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和专门的学者队伍；二是，儒家经学的实质精神开始进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皇族教养、官员选任、礼法建设上都开始发挥着指导作用。4.两汉时期其他各派学说的发展情况：法家：初时附会于黄老之学，西汉中期以后则融入儒家学说之中。墨家：后继者匮乏，只有其思想中接近于儒家的部分被吸收。阴阳家、名家：被吸收进儒家学说之中，董仲舒所开创的今文经学思想，有借鉴两家学说的地方，被班固誉为“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二、经学与十三经1、经与经学：“经”：本义为经营；后来代指典籍。经学的研究对象：《诗》、《书》、《礼》、《易》、《乐》、《春秋》经学的影响：政治、思想、文化、艺术2、经学的派别：今文经学（用汉代隶书写成）、古文经学（用先秦篆文写成）经书文本的不同：古文经学尊崇《周礼》和《春秋左氏传》，而今文经学尊崇《仪礼》和《春秋公羊传》；研究方法不同：今文经学注重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和言外之意，古文经学重视对经书中的文字、音韵、史料和制度的研究；学术思想不同：今文经学是对先秦儒学的发展，而古文经学提倡回归三代的王官之学；推崇的宗主不同：今文经学推崇孔子，古文经学推崇古代圣王。3、经书的增益：先秦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西汉五经：与六经相比，缺少了《乐》；东汉七经：在西汉五经的基础上，加入《孝经》和《论语》；唐初的九经：《易》、《书》、《诗》、“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唐后期的十二经：在九经的基础上，加入《孝经》、《论语》和《尔雅》；宋代十三经：在十二经的基础上，加入《孟子》。“经”：指的是儒家经典，从六经、五经、九经、十二经，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