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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思想史第六讲专题
(一)礼法之争在民初的持续 1912年10月,“孔教会”在上海成立。康有为认为辛亥革命破坏了纲常礼义, “有孔教乃有中国,无孔教是散中国”,并向国会提交请愿书,“请定孔教为国教”。 袁世凯对此极为赞成。1913年6月22日,《通令尊崇孔圣文》,明令在全国学校中恢复对孔子的“释奠之礼”;10月10日,在《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提出治国应以“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10月31日的《天坛宪法草案》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 1914年1月,政治会议通过祭天、祀孔两议案。 1915年2月,全国学校恢复尊孔读经。 劳乃宣、张勋等提出要复辟帝制,还政于清朝。 孙中山、章太炎、李大钊、陈独秀等坚决反对。 (具体内容见教材180-181页) 礼法之争在政统上最终以民主共和取得胜利而告终,但在法律领域,如何处理中国法律传统中的家族伦理等问题却未有答案,并影响后续的一系列立法、司法活动。 (二)刑事立法上的论争 1、关于是否继承传统刑法部分内容的争论 (1)关于纲常礼教。 袁世凯将清末的《钦定大清新刑律》略加修正,以《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为名《施行细则》和《补充条例》一起颁行,继续加重了对卑幼侵犯尊亲属、无夫妇女通奸等的量刑。 董康发表《刑法宜注重礼教之刍议》一文,公开呼吁法律与礼教何以。1915年,董康编纂第一部《刑法修正案》,增加“侵犯大总统罪”、“亲属加重”各一章以及“奸通无夫之妇”罪等。 1918年,董康、王宠惠等拟定第二部刑法修正案,减轻了侵犯大总统的刑罚,取消“亲属加重”一章,有所进步,但仍保留了一些礼教内容。 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颁布,删去了侵犯大总统罪一章,和奸无夫妇女不构成犯罪。 1935年,新刑法施行,但仍规定有配偶与人通奸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 (2)关于老人犯罪。 1928年刑法规定:“满八十岁人之行为,得减轻本刑二分之一”。 修正案初稿对此无特别规定,引致批评,认为与中国尊老的习俗相悖。后修正案(1934年10月完成)吸纳了该意见,规定:满80岁人之行为得减轻其刑。 梅汝璈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但他并没有反对修正案中“满80岁人犯罪者不得处死或无期徒刑”的条款。 1935年新刑法规定,已满80岁人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2、关于如何引进西方先进刑法理论的争论 受世界刑事立法趋势影响,南京国民政府的刑事立法引进了西方最新的刑法理论,采纳了社会防卫主义、刑罚人道主义等刑法原则,规定了保安处分制度等。 梅汝璈、蔡枢衡、王觐等均对民国时期的刑事立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详见教材193-194页) (三)民事立法上的论争 1、关于传统民事法律规范 (1)中国古代有无民法 赞成者:梅仲协、胡长期等 反对者:梁启超、王伯琦等 (2)民法地位 王宠惠、吴经熊、董康 2、关于民法典制定 (1)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 自清末至民初,实行的是民商分立 沈家本、俞廉三等赞同分立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修订法律馆总裁江庸曾撰文解释为什么要采取民商分立 民国南京政府时期,杨兆龙、胡汉民、林森等反对民商分立,主张民商合一 (2)如何对待民商习惯、礼俗? 清末和民初的两次民商习惯调查,表面立法者对本土法律资源的重视。北京政府制定的第二部民律草案即增入“典权”,南京政府的民法典对此也予以保留。北京政府的民律草案“亲属”、“继承”两编基本遵循传统中国法精神,南京政府民法典虽废止了宗祧继承,主张男女平等,但仍保留了一些家族制度内容。 胡汉民、杨鸿烈等希望通过民法典的一些规定改革家族制度,而董康则持反对态度。 (3)如何吸收西方先进民法理论 19世纪末期以来,世界立法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公共利益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得以确立,原有的契约绝对自由、私有财产绝对神圣、归责单一等原则被修改、被限制,自清末至民国的近代民事立法受此影响颇深。 清末民事立法以《德国民法典》为参照 南京政府时期,则明确了“社会本位”立法原则,只不过此“社会本位”是三民主义的社会本位思想,与西方的社会本位有着一些区别。 吴经熊、王伯琦、胡汉民均就《中华民国民法》的立法理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参考文献 1、朱勇:《中国法律的艰辛历程》 2、李贵连:《近代中国法制与法学》 3、张生:《民国初年民法的近代化——以固有法与继受法的整合为中心》、《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1901-1949)》。 4、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 专题 专题一、官箴中的法律思想 专题二、家族法中的法律思想 专题三、清末民初的法律论争 专题一 官箴中的法律思想 一、什么是官箴? 官箴,泛指统治阶级内部的劝诫之词与公认的惯例。 《说文解字》:箴,诫也。 另外,箴与针、鍼同。鍼,是指缝合衣物的用具;而针又是医疗器具。因此,箴具有弥补漏洞、为人治病的含义。官箴,也就成为古代官吏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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