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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学发展研究论文 中国佛教史学[1]，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与发展逐渐形成的。它一方面适应着佛教在中国传布的需要，另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通常人们只把它作为佛教史的一个分支，仅从佛教史、社会史等角度来审视某些佛教史籍的史料价值，却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史籍的史学意义。其实，佛教史学应该属于交叉学科。这里，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谈一点关于佛教史学的发展源流。 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达到鼎盛。宋元时期，又有新的发展。随着佛教在中土的长足发展，佛教史籍编纂逐渐呈现出三个阶段：东晋至唐初出现记录佛事的史籍，唐代佛教史籍范围不断拓展，宋元时期佛教史籍体裁不断完备。 一、最先记录佛事的史籍 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初，西行求法高僧携回大批梵文佛经，译经水平不断提高，逐渐运用儒学注经的方式对佛经进行注疏，同时编纂各种工具性的著录。在这一过程中，自觉记述各个教派、众多名僧史事的文字、撰著不断涌现，反映着佛教史学的形成。 东晋南北朝时期，最先推出的记录佛事的史籍，大体有四种类型：一是有关佛教史的著述，二是关于阐扬佛理的史籍，三是记述佛教在中土传布的史籍，四是官方史书的记载。 一、有关佛教史的著述，东晋、南朝时期主要有《佛国记》、《释迦谱》。 《佛国记》1卷，沙门释法显撰。又名《高僧法显传》、《历游天竺记》。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人。“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东晋安帝隆安三年，与同学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越葱岭、度小雪山，“自力孤行，遂过山险”，遍历天竺及师子国。义熙八年回到青州长广郡牢山，第二年至京师建康。《佛国记》为其西行求法，前后15年所见所闻。“凡所经历三十余国”[2]，不仅是4世纪亚洲佛教史的重要著述，还是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交往史的重要著述，也是中国现存史书中有关陆海交通最早、最详细的记录。“叙述古雅”，为游记的杰出代表，深受中外学术界重视。 《释迦谱》，僧祐撰。僧祐，本姓俞，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建业，《高僧传》卷11有传。“造立藏经，搜校卷轴”，开佛寺收藏佛教文献之先，撰有《出三藏记集》、《释迦谱》、《弘明集》等。《释迦谱》，是在当时谱系之风影响下出现的第一部记叙释迦族世系传说、释迦一生事迹至阿育王时佛教传布情况的专门著述，为中国撰著佛传之始。据唐代《开元释教录》卷6著录，此书有广、略二本，广本10卷，略本5卷。 二、关于阐扬佛理的史籍，主要有南朝时僧祐《弘明集》。 《弘明集》14卷，序云：“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选辑自东汉末至南朝梁阐扬佛理的论著，并保存有反对佛教的论著，如范缜《神灭论》等。入录共百人，僧人19。从文学的角度讲，颇类《文选》一类的总集；从史学的角度说，则近似于《尚书》记言体。 三、记述佛教在中土传布的史籍，以僧尼传为主，包括寺庙兴废。 1、僧尼传，以慧皎《高僧传》、宝唱《比丘尼传》为代表。 高僧传的出现，肇自晋代，真实记录了佛教在中土传播的实际。高僧传，见于著录的有虞孝敬《高僧传》6卷，释宝唱《名僧传》30卷，释慧皎《高僧传》14卷，释法进《江东名德传》3卷，王巾《法师传》10卷，裴子野《众僧传》20卷，释僧祐《萨婆多部传》5卷，释宝唱《尼传》2卷等。此外，还有名僧个人传记，如《梁故草堂法师传》1卷，《法显传》2卷，《法显行传》1卷等。其中，宝唱《名僧传》30卷，著录425位僧人，为最早的综合性僧传，但至宋代以后散佚，流传日本者仅存1卷抄本。 宝唱之后，慧皎《高僧传》14卷为现存高僧传系列之首。慧皎，不详姓氏，会稽上虞人，《续高僧传》卷6有传。其书卷14《序录》对当时沙门或官员所撰“名僧传”、“僧史”等有简要介绍，较《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著录为多，足见其搜集之广。自序其书体例如下： 开其德业，大为十例：一曰译经，二曰义解，三曰神异，四曰习禅，五曰明律，六曰遗身，七曰诵经，八曰兴福，九曰经师，十曰唱导。 前八科均有论、有赞，“经师”、“唱导”二科有论无赞。“论曰”概述本科主旨、沿流，评价成就突出的僧人，反映佛教传入中土在这一方面的情况。卷14为《序录》并各卷高僧正传目录，末附王曼颖与慧皎书札及慧皎笔答。关于其书命名，有这样一段文字： 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3] 僧人以有德之隐逸者为高，慧皎选择入传僧人的标准，不取“寡德适时”即仅有知名度而少德者。作为迄今所存最早、最完备的高僧传，著录东汉、三国魏、吴、晋、北魏、后秦、南朝宋、齐、梁九朝高僧正传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