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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69条适用中的问题及立法完善 [摘要]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行为不必入罪。转化型抢劫罪可由限制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构成。在共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后，未参加实施刑法第269条规定的行为的人，或者未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的人参与实施刑法第269条行为的，是否转化为共同抢劫，应区别情况对待。上述问题可通过完善刑法第269条加以解决。　　[关键词]转化型抢劫罪刑事责任年龄共同犯罪　　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条基本上保留了1979年刑法第153条的规定，它是针对盗窃、诈骗、抢夺三种行为因情况发生变化而转化为抢劫罪的规定，理论上称为“转化型抢劫罪”。但是由于转化型抢劫罪涉及到转化前的行为和转化后的行为以及转化时应具备的条件，因而使它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有很大的难度，本文就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问题及立法完善作一些探讨。　　一、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行为是否必须入罪　　由于我国刑法对盗窃罪的规定是要求“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诈骗、抢夺罪也要求“数额较大”，即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必须达到上述标准时才能构成相应的犯罪。那么转化型抢劫罪是否以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的行为入罪时才能成立？　　(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介绍　　第一种观点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既然我国刑法第269条已明确规定了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在刑法的规定中关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构成都要求“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因而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行为必须入罪才能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1]　　这种观点似乎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但它实际上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狭隘的、机械的理解，对刑法条文的限制性解释，所以简单化了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条文立法本意及刑法解释之间内在关系，也忽视了罪责相当原则。而且此种观点对抢劫罪的打击面过小，不利于对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的打击。　　第二种观点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盗窃、诈骗、抢夺“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并不是转化型抢劫罪的必要前提条件。因为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153条的批复》中规定，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情节严重的可按抢劫罪处罚，如果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2]　　此种说法基本符合罪责相当原则，也便于在实践中的适用，可以有力地打击、预防抢劫罪。　　(二)本人赞同第二种观点，即转化的前提行为不必入罪　　首先，从刑法的立法本意看，[3]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应该理解为有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把“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理解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条规定和原刑法第153条的规定是一样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88年3月16日《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153条的批复》中规定，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情节严重的可按抢劫罪处罚，如果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此外，199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盗窃未遂行为人为抗拒逮捕而当场使用暴力可否按抢劫罪处罚的电话答复》中规定，如果行为人“盗窃未遂 ”即使未构成盗窃罪，但为抗拒逮捕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情节严重的，也可以按抢劫罪处罚；如果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如果行为人盗窃未遂已构成盗窃罪但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应以盗窃罪(未遂)从重处罚。行为人在盗窃过程中，为强行劫走财物，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直接按照刑法第150条规定，以抢劫罪处罚。从这两个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即使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行为未入罪，也可以转化为抢劫罪。　　既然刑法第263条对典型的抢劫罪没有严格的达到数额较大的限制，那么对于这种转化类型的情节就没有必要强调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如果要求有数额较大的限制，那么就可能作出一个错误的推论，即转化型抢劫罪中的暴力行为危害程度小于典型的抢劫罪，需要用“数额”来弥补。实际上典型的抢劫罪的行为构成(先是暴力行为，后是取财行为)与转化型抢劫罪的行为构成(先是取财行为，后是暴力行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没有本质或者程度上的区别，其犯罪构成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都是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结合，都从主客观两方面揭示了抢劫罪既劫取财物又侵害人身的构成特征。对于其中先行盗窃、诈骗、抢夺财物数额较小，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程度又较轻的，可以结合全案情节，如果符合刑法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的规定，就依法不认为是犯罪，自然不涉及到刑法第269条的转化问题。[4]　　其次，从罪责相当原则看，它要求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