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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刑法人性化一面 　　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除了少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外，古人就是我们的批判对象，古代的一切也大都受到了无情的嘲笑和奚落，仿佛唯今为是，唯今独尊。时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一提到古人仍然意味着过时、落后、不近人情。实际上当我们仔细审视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君主并非总是恶魔，官员并非总是徇私枉法，传统法律也并非忽视弱势群体。这几天重读历代正史刑法志，让我再次贴近了古人和古代法律。 　　 　　防止滥刑误杀，魏晋南北朝时曾创立了死刑复奏制度 　　 　　古代的帝王，在人们的心目中好像没有几个好人，个个都是嗜血成性、不顾人民死活的家伙。所以当他们做坏事的时候，我们觉得必然而自然；而当他们做好事的时候，就觉得有些奇怪、反常、居心叵测。实际上帝王也是人，尤其他们还身系一个家族的兴衰、王朝的存亡。因此，他们之中，虽然不乏挥金如土、残民以逞、不顾人民死活的家伙，但许多人还是努力善待百姓、治国平天下的。 　　汉朝初年，刑罚沿袭秦朝，有黥、劓、斩左右趾等肉刑，非常残酷。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处以肉刑，下诏将其押解京城。淳于公的女儿缇萦不忍心父亲受刑，毅然上书皇帝。文帝看了缇萦的上书后，既非常震动又深感惭愧：“虞舜的时候，仅仅是画衣冠异章服的象征性死刑，就可以有效防止百姓触犯刑网，那是怎样的盛世呀。现在有三种肉刑，而仍然犯罪不止，原因何在呢？岂不是因为我德行不够醇厚，对人民的教育还不到位？我感到很惭愧。《诗经》上说：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肉刑残缺人的肢体，痛刻人的肌肤，让人终身不育，如此残酷而不人道，这岂是符合民之父母的本意？”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文帝下令废除肉刑。从此，中国古代法律逐渐变得温和起来。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位颇具仁心的君主。其父高祖李渊时期，国家草创，百废待举，各种法制基本上延续隋朝，死罪仍然较多，刑罚仍然较重，人民仍然较为痛苦。唐太宗即位后，立刻着手进行改革，其中一项就???减少死刑，将原来适用绞刑的五十种犯罪改成断右趾，使许多本该绞死的人幸得免死。断趾相对于死刑当然是减轻了，但残缺犯人肢体，毕竟比较残酷，所以唐太宗每当听到有人被处以断趾，就心怀恻怆，久久不能忘怀。后来，太宗终于不顾大臣反对，毅然废除断趾，而代之以“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的特殊流刑。 　　在古代，历代法典对死罪都有明确规定，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滥用死刑的情形，唐太宗就因为一时冲动误杀过人。为了防止滥刑误杀，魏晋南北朝时曾创立了死刑复奏制度，规定死刑执行前必须上报皇帝审查批准。隋文帝时进一步创设“死罪者三奏而后决”的三复奏制度，要求死刑执行前，必须三次上报皇帝，请其慎重考虑。唐太宗由于误杀过人，追悔莫及，所以对死刑更加慎重，要求各州死刑仍然严格执行三复奏，京城死刑则进一步实行五复奏。 　　 　　平情论狱，葬母卖女案震动朝野 　　 　　古代官员，贪赃枉法、虐害百姓的，并不少见，正史酷吏传就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这方面的实例。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中极为黑暗的一面。此外，在中国古代还有另一面，就是不少官员在面对各种案件时，能够秉公执法，平情论狱，努力追求公正与合理。 　　隋文帝时，大理寺官员来旷，举报长官大理少卿赵绰滥免囚徒，后来经过调查，证明并无此事。隋文帝大怒，下令斩杀来旷。赵绰虽然厌恶来旷的所作所为，但认为并非死罪，坚决反对处以死刑。隋文帝对赵绰的做法不以为然，拂袖回宫。但赵绰并不放弃，他又找借口进入皇宫，设法劝说隋文帝，最终使隋文帝回心转意，撤销了对来旷的死刑命令。 　　北魏宣武帝时期，冀州阜城人费羊皮母亲死亡，家贫无以为葬，于是就将七岁的女儿卖给张回为婢女，后来张回又将费羊皮女转卖给了外地人梁定之，并且没有说明费羊皮女是良民身份。按照当时法律，买卖良人是死刑，因此，张回将面临死刑的制裁。这个案子的难点在于，费羊皮女是费羊皮为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尽孝而出卖的，而且买卖双方都知道，张回买去是要充当婢女使用的。所以这个案子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如何判决在大臣之间也引起激烈争论，最后朝廷在综合各方意见之后，做出如下判决：费羊皮卖女葬母，孝诚可嘉，特予原免。张回虽然是从费羊皮处买得婢女，但不应转卖，判刑五年。这样一个案子，显然是属于冀州地方管辖的，但能够一直奏谳到朝廷，说明各方对判决采取了一种极为慎重的态度，而在最后的判决中，也终于得到了一个当时认为比较公正的结果。 　　 　　存留养亲制度矜恤弱势群体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悲悯情怀的民族，对弱势群体始终给予了不同常人的关怀和照顾。而这种关怀和照顾体现到法律上，就是在定罪量刑、刑罚执行等方面对老幼、智障、残疾、妇女等予以特殊对待。 　　矜恤老幼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