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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叔莲一个经济学家书生本色 　　他曾经是江南小城一个爱书少年，凭着勤奋攻读和超人的毅力，一步步登上高等学府和中国高层经济研究的殿堂；1977年，在中国改革大幕拉开的前夕，针对“四人帮”此前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诋毁，他怀着一个经济学人应有的社会责任，为这一说法找到了理论依据，并就此与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进行了书信互动，成为1978年科学大会确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划时代主题的美妙前奏；他曾被相关杂志评为中国高产经济学家，近年，尽管年事已高，他依然用大量著述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论证和探索。他就是有着“学术名片”美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获1984年、1986年、1990年孙冶方经济学奖、1995年被香港理工大学授予“杰出中国访问学人”称号，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周叔莲。 　　2011年春，中国社科院家属院。灰色的小楼和院中高大的白杨树，似乎将时光停留在了20世纪60年代。徜徉其中，感受着那份闹市中独有的宁静安详，令人在诧然中仿佛穿越了一般。八号楼里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周叔莲，年逾八旬的他身板依旧笔直硬朗，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铿锵有力。在洁净朴素的客厅和书房之间，他一趟趟穿梭着为笔者取来一本本厚厚的著述。他说，读书看报写文章是他的生活主题，书籍丰富了他的人生，是他一生不离不弃的好伴侣。 　　 　　弟弟为他放弃读书 　　 　　1929年7月，一个莲花盛开的季节，周叔莲出生于江苏溧阳县的一个清贫的家庭。欣喜不已的父亲为这个家里的第一个男孩取名“莲”，“叔”则是他的辈分。 　　父亲周锁宝在商店做店员，收入不高，勉强维持着全家的生计；母亲王孝根是家庭妇女。周叔莲八岁那年，抗战爆发，家里的生活愈加艰难起来，但父母亲仍然让他上学念书。周叔莲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在一个同学家，他发现了一本描写民族英雄岳飞的小说《精忠岳传》，就借来读。岳飞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周叔莲，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他手不释卷一天一夜就读完了。从此??他的阅读欲望被激发出来，在同龄的孩子调皮玩耍的时候，书籍成了他成长岁月里最好的伙伴。当时家里有一些石印本的中国名著，像《西游记》、《水浒传》等。周叔莲不上课的时候，就抱着这些书如饥似渴地看，经常从天明看到天黑，太阳落山了借着余晖继续读。有一次，母亲见他如此痴迷又心疼又生气，一把夺过他手里的书撕了，周叔莲私下里把书粘起来接着看。 　　1942年，小学毕业的周叔莲和弟弟周叔炎一同考取了溧阳初级中学。考虑到家庭困难父亲不想让他再上学了，但他坚持要继续读书。最终他进了初中，而小他三岁的弟弟尽管学习成绩同样优秀，但家里负担不起两个人的读书费用，只好辍学当学徒去了。周叔莲明白，是父母的体恤和弟弟的牺牲给了自己学习的机会，自己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报答家人。 　　周叔莲没有辜负家人，1945年初中毕业，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南方名校江苏省立常州中学高中部。在这所“校风好老师好学生好”的学校里，周叔莲有了好环境更加用功读书了。每到周日，同学们大都回家或投亲靠友去了，他在常州既没有家也没有亲戚，也好，这样便可以把一天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了。他读了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鲁迅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冰心的《寄小读者》，以及不少社科类书籍。其中他最爱看的就是费孝通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也因此，高三时学校分文理班，他选择了文科班，准备将来上大学读社会系。 　　1948年高中毕业后，周叔莲到上海考大学。他在上海举目无亲，晚上就住在交通大学的教室里，睡在地板上，准备第二天应试。半夜醒来，觉得有虫子在脸上爬，用手一摸，摸到一种名叫“臭婆娘”的臭虫。这一年，想考上海同济大学社会学系的周叔莲却被哲学系录取。9月他去学校报到的时候，暂住在北四川路的一个胡同里。每天吃过饭，周叔莲就到北四川路的一家书店看书，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就是他用几天的时间站着读完的，足见周叔莲对读书的痴迷。 　　在同济大学上学的时候，周叔莲又接触并阅读了郭沫若、翦伯赞、艾思奇、胡绳等学者的进步书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此时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崩溃，市面上物价飞涨，学校因没有粮食储备，一天只吃两顿饭。吃饭的时候，八个人分一脸盆的饭。周叔莲读高中时名字被写成“周淑莲”，管伙食的人因此将他和七个女生分到一个桌上。这样一来，吃饭时女生彼此照顾，他一个男生就吃亏了。饿着肚子，时局又乱，加上因为参加学生运动，闻听自己上了当局抓捕的黑名单，年底周叔莲就休学回家，在家乡溧阳东门街示范小学当了个教师。 　　1949年4月溧阳解放。崭新的时代给了周叔莲新的动力，他一方面认真教书，一方面努力学习革命理论。这一时期出版的《学习》杂志，经常刊发于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