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被上帝遗忘“汉语拼音之父”.docVIP

周有光被上帝遗忘“汉语拼音之父” 　　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回望汉语拼音50年，我们看到了“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这位103岁老人的生命光芒。 　　 　　半路出家的语言学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语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从此中国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一位语言学家。 　　1906年1月，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早年读大学时，周有光主修经济学，但因对语言学的爱好他还选修了语言学，并在1952年出版过一本《中国拼音文字研究》。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他的孙女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很严肃地与爷爷讨论这个问题。她说：爷爷，你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圈”合起来是一个“０”！周有光笑道：“我这是在‘劫’不在‘数’。那时候搞经济的后来都倒了霉。我逃过了‘反右’的劫难，是我命大运气好，留在上海搞经济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有的因为受不了政治迫害而自杀。我却因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参与文字改革，躲过了这一劫。” 　　 　　“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对着高粱演讲的大学者 　　 　　周有光说，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上世纪50年代曾遭受过很多人的反对：“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吗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早在1952年，毛泽东主席到苏联访问时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此后，研制了多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但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当时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汇报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难以研究后，毛泽东同意研究罗马字母，这才把精力放到罗马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上来。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同样是1956年秋，应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之邀，周有光开讲“汉字改革”课程。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远郊区的国务院“五七”干校。去干校不能带研究资料和参考书，不愿让头脑闲置的周有光灵机一动，带上了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还随身带有一本《新华字典》。当年，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两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林汉达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 　　干校劳动间隙，周有光以收入《新华字典》的字为依据，科学分类统计，把信息论引入古老的汉字研究领域，开创了一门现代汉字学。劳动之余，他还凭借当时多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才自“五七”干校返京。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