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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湘剧《园丁之歌》尖锐斗争 　　“文化大革命”中，湖南针对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扼杀湘剧《园丁之歌》，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园丁之歌》是从基层产生的一出好戏 　　 　　《园丁之歌》是湖南省1972年专业文艺团体创作节目会演中涌现出的一出反映比较好的戏。这出戏最早是长沙市碧湘街完小创作的，原来是花鼓戏，剧名为《好教师》，经长沙市湘剧团柳仲甫执笔改编后，参加了省里的会演。 　　《园丁之歌》一剧主要讲述了主人公青年教师俞英，采用循循善诱、耐心引导的方法，帮助一个学生克服缺点，变得爱学习、守纪律、懂礼貌，而且使另一个青年教师方觉也认识和改正了自己对待学生的错误态度和方法，树立了正确的教育思想的故事。大家看了以后，都认为这是配合当时教育革命较紧、体现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好戏。一位老工人看后说，有俞英这样的好老师，我们送孩子上学就放心了。 　　这时，华国锋已调国务院工作，但还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他知道毛泽东很喜欢看湖南的地方戏，听说湖南文艺节目会演中发现一批好节目，就指示省文化组，选几出最好的戏拍成电影，送给毛泽东看看。省文化组领导王庆章、周季平等，考虑到省电影制片厂刚恢复不久，没有彩色胶片，请华国锋解决这一困难。华国锋回北京后，给当时国务院分管文化工作的吴德讲了此事，不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就派来了摄制组。在湖南省文化组的安排下，经过省湘剧团、花鼓剧团等加工排练，《园丁之歌》等3部戏，被拍成了舞台戏剧片。3部戏主角都是由全省最有名的演员饰演的，其中《园丁之歌》中的青年女教师俞英，就是由省湘剧团名演员左大玢扮演的。 　　 　　“四人帮”疯狂扼杀《园丁之歌》 　　 　　1973年7月28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将在湖南新摄制的舞台戏剧片，送给国务院文化组，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审看。当时，中央的宣传、文教部门，都在“四人帮”的把持之下。江青本来对事先没有经过她同意就拍了这些片子有意见，心里不大高兴。当她看到《园丁之歌》片名一出现，就批评说，这个片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党的领导，怎能???教员呢？这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后来，当她听到戏中俞英的唱词“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时，又批评说，这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污蔑中伤，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 　　过后，国务院文化组通知湖南省文化局（1973年4月省文化组改为文化局）派领导去听传达的江青审片时的批评意见。省文化局的领导回来后，向省委宣传部和省委常委会作了汇报。省委常委会、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局的领导，对于“四人帮”给《园丁之歌》的错误批评意见，从思想上、感情上都无法接受，听了传达以后，并没有马上对《园》剧采取批判措施。 　　1974年6月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举行部分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的通知，安排湖南参加第一批调演。省文化局立即认真研究安排，并向省委写了有关参加调演的请示报告。10日，省委常委会研究批准了这个报告，同时决定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兰明为湖南代表团的团长。14日，江青指示“《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演，在上演的同时发表批评文章”。这时，省里感到不批是不行了，决定湖 　　南日报社派人去北京，摸一下人民日报社批判《园丁之歌》的口径、规模和安排等情况，回来组织人写一篇文章。7月2日，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来电话，“请你省在写作批判《园丁之歌》文章的作者中，选一或二 　　名，于7月15日来我们办公室报到”。这些情况，实际上是在给湖南施加压力，督促湖南加紧批判《园丁之歌》。 　　7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向京、津、沪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的通知》。《通知》中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一个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经中央批准，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南四省、市，组织工农兵和各阶层革命群众开展对《园丁之歌》的革命大批判。” 　　8月12日全国第一批省、市文艺调演开幕。在调演期间，调演办公室组织了各省市代表团观看和批判《园丁之歌》的活动。湖南省湘剧团《园丁之歌》的主要演员左大玢，被迫在几千人的批《园》大会上作了“检讨”发言。 　　 　　被迫“批判”与不屈的斗争 　　 　　《园丁之歌》自基层产生以来，看了的人都说好，会演中也得到一致好评。省里在会演总结大会上也肯定它是优秀节目，《湖南日报》、《湘江文艺》、《长沙快报》刊登了剧本，省广播电台还广播了该剧……拍成电影以后，虽然受到江青批评，但从全省已放映的1166场的170多万观众的反映来看，说它好的人相当多，甚至有人质问放映员：这样好的戏为什么要批判？ 　　接到国务院文化组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以后，全省上下，看过这个戏的人基本上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