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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食谱” 　　国企啊，国企，在困境中被“困”了这么多年后，还有这么多国企活下来并不断产生新国企，真是让人惊奇不已。不过，细细考究起来，在市场经济中虽然产生了一些不愁吃穿，不添麻烦的国企，但大量的国企不如说是活在金融创新里，活在别人的饭碗里。因为，它们是靠不断的“喂养”而活。而且，它们吓人的胃口似乎总也填不满。有句话曾十分出名：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十几年来，国企的“食谱”在时时变化，但大致如下： 　　主食――基本上是中央财政，后来虽然换成银行，直到新鲜出笼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但最终风险仍是中央财政承担；值得一提的是，股市在各方面的发掘、爱护和重托下有望从副食慢慢变为主食。 　　副食――有信托公司、破产额度（要解释的是，在中国，破产是要讲“资格”的，是对国企的“优惠”）、海外投资者； 　　小点心――国债、封闭贷款、担保公司、风险基金到民企。 　　每次，我们总说要给国企提供“最后的晚餐”，但总忍不住继续提供“免费的午餐”。盛宴似乎没有尽头…… 　　 　　永不散席的最后晚餐 　　 　　20年前，几乎清一色的国企生产由政府计划，价格由政府确定，利润由政府提走，投资由政府负责，低效和浪费是这种无偿拨款制度的代名词，谁卖力谁不卖力是难以弄清的谜。而国企所产生的经营风险自然由国家财政来扛。1985年，“为国企做一顿最后的晚餐”成了政府和专家们的共同心愿。办法是，把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好让花钱的国企们有点风险责任意识。同时也好让各地官员们学会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银行正式登场接过重担，国企开始风险战略转移的长征第一步。谁也想不到的是，这第一步就走成了“浆糊”。 　　也不怪地方官和厂长经理，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发展经济，至于拨款和贷款的区别、资本和债务的区别，就让专家们去慢慢琢磨吧。钱拿过来，厂办起来，产值上去，人也能上去，在新的岗位上去做更大贡献。 　　当各级政府把银行当成小钱柜，在“重点建设”上惯于满身债务做“无本生意”，对企业来说，这钱就不是纯粹的债务，而是父母官的“??照”。所以，当80％的平均负债率让许多亏损国企玩不下去时，许多国企领导第一埋怨的还是政府――不给本钱，背一身债来办企业，神仙都做不好。第二不满的是对银行――你们是国家的，我们也是国家的，向你们借钱就是向国家借钱。何必兄弟相煎太急？这种心态又很让一些当时削尖脑袋磨破嘴皮就是得不到贷款的非重点国企和民企愤怒。还是数字说明问题：“七五”期间200多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3500亿元投资中，银行贷款占1000亿元，其中1/4已经无法归还。 　　今天，当12亿中国人在银行的储蓄也不过5万多亿时，却有1万多亿的不良资产躺在企业的车间里、躺在空荡的房子里、躺在银行的账上。它们就像石头一样躺在我们的心上。 　　到后来，银行不甘心做“饭票”，宣布要做真正的独立运行的商业银行，中央政府也严加保护。从中央部委跑来项目，地方官员打个招呼，企业进银行拿钱的国企运作模式不灵了。信托公司的大潮应运而生。 　　信托公司从80年代起步，1993年达到高潮――各路诸侯名下的达700多家。实力弱的就对内融资，基本上是通过政府部门预算外资金、银行同业拆借来弄钱。但1993年金融整顿，断了同业拆借的财路，银行的后门关上了。信托公司无计可施，开始高息揽存、假国债回购。实力强的能跻身所谓“10大窗口”，享有对外融资权。幸运儿中包括中国信托业老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信先后从海外融资50多亿美元，投资8000多个项目，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输血管道。1995年起对外融资政府不再提供担保，但信托公司仍凭“政府背景”大举借债，直至被破产扯下面纱。纵观信托历史，信托公司“受人之托，替人理财”赚服务费变成有钱就拿，见机就上，在成为各地方国企“副食”的同时，几乎参与掀起80年代到90年代每一次投机狂潮――贸易热、房地产热、股票热、期货热。 　　“破产”则一开始就让所有相关经济理论破了产。如同当初跑项目弄贷款一样，各地官员对破产热情高涨，因为可以核销债务，且资产拍卖的钱所有债主都休想拿走――依规定要去安置工人，等于留在本地的“大锅”里。算下来，过去3年银行已冲销国企呆坏账900亿，今后允许银行把每年冲销总额增加到500亿。为进一步减轻国企债负，经贸委和人民银行近期初步商定对86家国企实施破产，主要集中在纺织、煤炭、有色、冶金4个困难行业。在破产游戏中实际上谁也没有破产，只有信用体系破了产。 　　海外投资者一度成为国企的希望。各地先是与他们合办新企业，到后来，也希望他们关照一下老国企。不过，是“靓女”（好国企）先嫁还是“丑女”（差国企）先嫁？各路官员专家似乎难下结论。但性急的外商开始行动了。 　　90年代初，一家叫“中策”的香港公司在全国各地的国企大门口出现。几年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