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两难经”.docVIP

国有企业“两难经”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变迁: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并由此导致政府和企业关系转变;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在变化。我们且从这些变化当中来看一看企业面临的困难,看看国有企业的两难选择问题。 　　 　　不重组难,重组也难 　　 　　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现在采取的是双重的价值标准、管理方式和交易规划。对于民营企业可用一句话来形容:黄鹤楼上看帆船,是市场标准。而国有企业,主要是政治标准,牵扯到国家执政党的基础,所以不能流失,这无形中给国有资产管理增添了优越性。同时也使国有企业陷入两难:不重组难,重组也难。 　　国有企业在重组当中存在一个重要问题是所谓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似乎不流动,国企就是保值,就能保持纯洁性。但资产不流动,往往又导致国企老化,没有活力。一些民营企业在并购中发现一种现象,每碰到并购国有企业,就会被不停地告状,告状形式各种各样,传统与现代形式并用,但不管怎么变最终都会上纲上线到政治上,即国有资产流失不流失的问题,说这些企业侵吞国有资产。如果没有人收购国企,就算它经营不善少了800万,逐渐老化掉也无人过问。所以国有企业重组难不重组也难是由于双重的管理方式、价值标准造成的。 　　其次,对国有企业领导的考核标准,要求国有企业的领导既要像资本家那样会赚钱,又要像焦裕禄那样廉洁,也是两个标准。因此,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既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又是共产党员形象的浓缩,而资本在经营过程中,经常会面对道德的挑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在原始积累时,必须要对传统的道德、习惯作出取舍,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为富不仁。仁是一个道德的概念,富是一个经济成果。如果一味追求经济成果,往往会被认为是不仁,但是不斤斤计较就挣不到钱,斤斤计较就叫做不宽厚、不仁义,所以一个人如果是道德上的完人,很难同时是一个资本运营、企业经营很好的管理者。 　　 　　管企业难,不管企业也难 　　 　　现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陷入拧麻花状态。过去政府包办一切,现在政府给企业一个指标:安定团结??政府把安定团结的任务摊派给企业领导,反过来,企业也向政府提出经营上的要求,这就造成现在政府管企业难,不管企业也难。管企业为什么难呢?政府行使行政职能,官场上讲究风险最小原则,而商场是利润最大原则,所以说双方的关系形成了拧麻花状态。政府的市长、书记天天像董事长一样,企业的领导整天和政府一起讨论企业的人事,也就是在企业里贯彻官场的规则,在企业里用风险最小原则经营,那企业能赚钱吗? 　　在国有企业,后任领导来之后,把所有问题打一个报告,归结到前任领导那里就没有责任了。这叫做上推下卸。这样把官场的游戏规则拿到国有企业,管企业很难,而且管不好。举一个例子:一个地方的厂长跟我讲,头 10年改革,用了所有的办法来搞活整条街上的国有企业,结果是现在这一条街上的国有企业全都消失了。经济学家周其仁讲过一个观点,政府搞活企业存在着悖论,过去企业之所以不活,就是因为政府管得过多,政企不分,以政代企。那么不搞活行不行呢?不搞活也难。涉及到就业、财政收入、税收等,另外整个国有资产都在账面上,由全面防御进入重点防御,最后还搞不好,没法交代。因此,在转型时期,不用政府部门的权力搞活企业不行,但是用它来搞活,往往又事与愿违。 　　 　　保值难,不保值也难 　　 　　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造成大型国有企业资产保值难,不保值也难。一方面我们把国有资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既然这样,就应该十分慎重地对待,好比说珠宝放在最可靠的人那里保管最安全。但当选拔管理国有资产的人时,往往实行最简单、最轻率的方法,一是天才论、二是道德论。所谓天才论即政府承认很多事都需要专业,但是唯独认为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是最不专业的,相信有天才,所以就会出现经常把上百亿元规模的企业交给从来没赚过钱也没赔过钱的人去管理。最后问他失败的原因,他回答的原因很简单,和当官的思维是一样的:宏观调控,市场不景气,机制不活等等。 　　他从来没想到自己的原因,前面那些原因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中国都是这样。在这个基础上,能结合自身情况具体说清楚原因的人,才是能够成功的。现在国有企业领导的选拔是由党委组织部选拔,但它不承担投资失误的风险;由政府机关来选拔,但它不承担资产流失的责任,这无非是相信天才。 　　在西方,凡是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都有一个不停地在整个市场上选拔首席执行官的小组。这样有两点好处:一、在选拔过程中找到的新人会对企业现任的管理者提出批评,这样企业在不断寻找潜在的替代者时,能获得许多中肯的批评,从而使现任领导不断警醒改进。二、对现有的管理者有一个压力。如果遇到意外,有马上可以替代的人。 　　再有一种是道德论。变革的年代是一个是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