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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榴莲飘香国度 　　去年冬天，我去印尼棉兰看望一位华人朋友，终于可以亲眼看看华人在那里的生活。 　　 　　提起印度尼西亚，相信很多朋友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两个词：排华！天灾！很多年，这也是我对这个赤道国家最主要的印象，地震、火山喷发、海啸，还有“悠久”的排华传统！我与许多中国同胞怀着同样的疑问：既然生活如此艰难、如此危险，为什么那里的华人不回到祖国来呢？ 　　2010年冬天，我去印尼棉兰看望一位华人朋友，终于可以亲眼看看华人在那里的生活，亲身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北京餐厅的林老伯 　　 　　那天，我发现住处附近新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餐厅，而且居然以“北京”命名，就好奇地走进去。站在门口的青年显然是华人，但听不懂普通话，只好招呼来一位老伯。老伯对我这个地道北京人很有兴趣。我对他也是一样，于是三下五除二消灭掉那碗印尼卤面后，和他攀谈起来。他的普通话不好，但很努力很耐心，说不明白时就在一张收据上认真地写。 　　老伯姓林，从父亲那边算是印尼第二代华人，从母亲那边算则是第三代。1927年，他的父亲远渡重洋，从福建安溪来到这里。为什么一个17岁的年轻人要抛开家人、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是因为家里很穷吗？不是。“当时村子里已经有人在印尼闯，他们回去说这里赚钱很容易，我父亲就跟着他们来了。” 　　老伯的父亲刚来时在一家布店（估计也是华人开的）当小伙计。10年后，他有了自己的布店。不幸，1947年，这家店被“印尼人里的右翼”彻底抢光了。那是印尼最混乱的年代，日本侵略者赶走了，印尼各派加上卷土重来的荷兰殖民者又打成一团。也是在那一年，老伯出生了。 　　那以后，林家布店又开张了。1960年前后，印尼政府严禁华商在农村经营。华人损失惨重，印尼人也为此尝到苦头。林老伯说：“他们根本不会做生意！这里的条件太好了，他们不用动脑子，不用出大力。限制我们华人，印尼的经济也垮了。” 　　还好，老伯一家的产业本来就在城市里，没有受到多少冲击。不过，以后也没有多大起色，“平平的，不好不坏”。 　　几年后，印尼苏哈托政权开始对??人实行极端同化政策。华人必须改印尼姓起印尼名，从1967年至2000年的32年间，全境不允许有中文学校与汉语老师，甚至华人讲汉语都是犯法的。“那时候，要发现有三四人一起学中文，他们就来抓！”因此，两代人的汉语被耽误了，“你看，我儿子就不会讲汉语！”老伯指指门口那个年轻人。 　　1998年，苏哈托下台前，印尼发生了血腥排华事件。说起这件事，老伯告诉我，棉兰比雅加达还好一些。这里的混乱主要在郊区，很多华人的家或者店铺被抢光，“连木窗木门都被拆下来搬走了，更不用说里面的东西，一点都不剩！”不过杀人放火的还比较少。他们住在城区，受到的冲击还不算大，因为“有印尼人在各个路口为我们守着，我们给他们钱”。我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弄明白这些印尼人并不完全是为了钱而来的，“我们给他们工作，对他们很好，他们知道，所以来保护我们。钱是我们后来才给的，为了感谢他们。” 　　“您觉得这种对华人友好的印尼人多呢，还是敌视华人的印尼人多？”我问。 　　“当然是对我们友好的印尼人多啦！要不然我们怎么能在这里生活呢。”老伯扬扬头，干脆地回答。 　　1998年之后的印尼历任总统对华人要友善许多，不少歧视限制性法规被取消。但直到现在，华人仍旧以经商为主。“你们没有想过去当警察、当军人吗？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人了？”我问。 　　“这些地方一般不愿意我们华人去的。再说，当警察、当军人的薪水太低，就连做工人（印尼华人所说的工人通常指佣人仆人之类）都比他们挣得多！” 　　 　　会享受的罗姐 　　 　　罗姐是隔壁小餐馆的老板娘，已经五十开外，可所有的人――包括年轻人都这样称呼她。罗姐的普通话说得不错，还很自豪地告诉我：“我的儿子和两个女儿都会讲汉语。” 　　我第一次去她的小店是一个中午。知道我从中国北京来，她特别热情，很认真地教我怎么用印尼语说“多少钱”、“结账”和“再见”。又端来半盒蛋糕让我尝，说是当地特产，走时还一定要我把没吃完的带回去。中途来了几个印尼人，她用印尼语跟他们说着什么，我听到“中国”和“北京”两个词（印尼语的“中国”来自福建方言），又见那几个黑黑的小伙子一直往我这边瞅，知道是在介绍我，我就冲他们挥挥手，他们也高兴地冲我笑。 　　几天后，我打算去这个小店吃晚饭，刚刚五点，却见她在锁门。 　　“你们今天有事儿不做生意啦？”我奇怪地问。 　　“我们五点就收工。每天都是这样啊。”她好像也觉得很奇怪。 　　“五点就收工？！在中国，只要有客人，餐馆能一直开到夜里十点。晚上可是最赚钱的啊！”生意人有钱不赚，太让人不可思议啦！ 　　“我们得休息啊！”罗姐笑着说。 　　后来我发现，很多印尼餐馆都是这样，或者只卖早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