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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城市病关系 　　“十二五”期间，城市化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基本的推动力量。我国城镇化率将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我国城市人口正以每年1800万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增加到9.1亿，流动人口超过3亿。流动人口正成为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样的态势下，大城市化和大都市圈的拉动作用逐步强化，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都市群加速崛起和繁荣的趋势不会改变，沿海地区依然处于中国城市化的领先地位。大城市化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支撑，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但与此同时，“大城市病”将成为大城市化的必然产物。中国城市正处于城市加速发展期、城市价值提升期、城乡二元结构转型期的关键时期，这预示着中国城市正在进入“大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发展将面临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因素。人口无序集聚，外来人口“倒挂”现象和城市老龄化特征明显；交通拥堵严重，公共交通严重滞后于城市实有人口规模；能源资源紧张，大大超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的承载能力；生态环境恶化，土地掠夺性开发、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及水质下降现象日益加剧；房价居高不下，城市生活功能被弱化，并且正在拉低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安全形势严峻，拆迁引发的官民冲突，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非传统危机、人为制造的危机及天灾人祸形成的新的“灾害链”，正成为城市安全稳定的主要威胁。这六大“城市病”将成为困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有效预防潜在风险，成为未来城市的当务之急。构建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从“两型”社会向“三型”社会的战略转型，是“十二五”时期城市发展紧迫而现实的任务。 　　 　　相关链接 　　 　　黄亚生：中国要向“市场城市化”过渡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前，中国的城市化进展缓慢，城市规模普遍较小，城市人口也不多。此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这个过程伴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面积拓展。 　　我们先从“城市人口增长”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中国城市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27％上升到了1999年的34％。这个比例在2008年又进一步增加到46％。另外，此期间有大量农村户籍人口转移到城市居住和工作。根据官方数据，2000~2008年间，约有8100万的农民到城市打工。 　　从“城市土地面积拓展”看，可以发现同样的趋势，即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加速。在这里，1995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此前，中国的城市面积增长缓慢；此后，城市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开始持续增长。 　　中国的城市化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市场作用不明显，而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我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政治城市化”，以强调政治力量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 　　中国的“政治城市化”有多种表现：首先，中国政府维持了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时积极推动劳工市场的自由。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创造了一支没有任何社会权利的庞大劳工队伍。农民可以相对自由进城打工，但他们不能享受任何城市福利。户籍制度设定了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格局，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进程。 　　其次，土地国有制为政府进一步影响城市化进程创造了条件。在中国，由于土地是国有的，政府拥有土地的支配权，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土地直接操纵和影响城市化进程。从2000年起，各级地方政府被授予土地征用权：它们可以“城市发展”的目的，征用农村土地。这就大大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控制，对城市化进程进行干涉，并从中获取最大利益。 　　除了通过以上两种政治设置（户籍制度和土地国有制）影响城市化，中国政府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要经济政策，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影响着农民向城市流动。一方面，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对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抑制性政策，导致了农村的整体凋敝。这些政策包括减少农村财政支出、打压农村非正式金融、压制乡镇企业发展，使农民失去了在家乡谋生的机会。在打压农村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大力促进城市发展，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修建高楼大厦，为引进外资设立各种优惠条件。这些政策逐步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和农村的巨大反差最终逼迫大量的农民背井离乡，去城市打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群体。 　　中国城市化深深的政治烙印，使其拥有很多反常特征。 　　一般来讲，城市化的一个经济定义就是消费增加。但中国出现相反的现象。世界银行提供的有关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值总体呈下降趋势，这种趋势在2000年以后表现更加明显。具体说来，在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