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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均衡农地产权变迁依赖 　　(中共江苏省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01) 　　[摘要]现有的农地产权配置方式是中国城市化失衡的根本原因。中国城市化均衡决定于农村居民的迁移行为，而这一行为来自于迁移愿望与迁移费用支付能力硬约束下的选择。中国目前特有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既导致了农村居民的迁移机会成本较低因而迁移愿望偏强，又使他们缺乏足够的迁移费用支付能力以进入城镇定居，由此决定了中国城市化演进以失衡为常态，并导致了城市化的低绩效和负绩效。所以，中国城市化演进的均衡状态，依赖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 　　[关键词]城市化均衡； 农村居民迁移； 农地产权变迁 　　[中图分类号] F291．1；F30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2-0049-05 　　 　　城市化失衡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始终存在的缺陷。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城市病初显端倪，农村经??的发展并未能伴随城市化进程而有根本的转变，民工潮的持续存在和流民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表明，中国城市化失衡有其内在作用机制。 　　 　　一　城市化均衡与农地产权配置的相关性 　　 　　对于城市化均衡，我们给出这样的定义：农村居民群体迁移到城镇就业和定居的需求，与城镇能够有效供给的就业空位和定居的福利条件相适应。因此，城市化实际上是农村居民持续地由乡村向城镇的迁移和城市不断地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同一过程。城市化均衡是形成城市化真实绩效的先决条件。当城市化处于均衡状态下，城市化所引致的经济资源配置趋向更优，社会任一利益群体的福利水平也不会因城市化而有所降低，因此，均衡状态的城市化具有帕累托改进效用。相反，在城市化演进中，若农村居民的迁移愿望不能实现在城镇的就业并定居，则无论城市建设状态如何，城市化仍将处于非均衡状态中，城市化将出现低绩效甚至负绩效，它或者表现为农村居民作为流动人口过度地涌入城镇以至形成城市病，或者表现为农村居民滞留于农村形成农村经济难以发展的农村病。 　　库兹涅茨曾把城市化定义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方式的变化”[1]。在市场经济中，人口分布方式发生变化，即城市化，只能是社会各利益群体基于收益最大化动机而进行博弈的结果。经过20多年市场经济的发育，中国农村居民已经成为具有自身经济利益的群体，迁移与否已不能由政府替代决策，而取决于这一群体的自主选择，因此，中国城市化能否均衡演进，最终将取决于这一群体的迁移决策[2]。 　　迁移成本和迁移收益是农村居民做出向城镇迁移选择时的主要条件约束，如果农村居民的收益预期是迁移收益大于迁移成本，该群体就可能选择迁移；反之，将选择固守农地，不离家园。 　　迁移的收益，主要是在城镇的就业机会与收益和人居环境等社会福利收益。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了城乡二元分割体制，这一体制又导致了特别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之间福利水平存在着显著差距，因此，对于身处相对贫困的，收益机会较少的乡村居民而言，向城镇的迁移一般总是存在着潜在正收益，而且，这种潜在正收益将随着城镇开发和建设所导致的城镇居民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而不断提高。由此，本文给出一个符合中国现实的假定，即，不论城镇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定居的福利条件如何，农村居民总是存在着强弱不等的向城镇迁移的愿望。因此，城镇所存在的收益机会对农村居民迁移选择的影响，可以暂不置论。这里着重讨论农村居民迁移的成本约束。 　　迁移的成本包括农地收益水平所决定的机会成本和迁移费用，这两个部分共同影响着农村居民的迁移决策。以农地收益为主的机会成本决定迁移愿望的强度，它与农村居民脱离乡土的愿望成反比，即，农地收益越少，机会成本越低，农村居民越倾向于迁移，反之则倾向于固守农地。与此不同，迁移费用将决定迁移行为和迁移模式。当迁移愿望形成后，农村居民的迁移决策将受制约于迁移费用。迁移费用，主要由城镇就业费用和定居费用构成。就业费用主要包括就业培训费用和寻求职位的信息搜寻费用；定居费用包括住房、教育、医疗等费用。迁移费用对农村居民的迁移行为形成硬性约束，表现为，农村居民向城镇迁移必须具备相应的迁移费用支付能力。假设迁移费用已定，农村居民的迁移行为就将取决于迁移支付能力，也即，支付能力越高越易于迁移，反之，迁移将受阻。当存在脱离乡土的迁移愿望后，农村居民的迁移费用支付能力与迁移向城镇的迁移费用之间不等的差额，农村居民的迁移愿望将表现为不同形式的行为，它们依次是，在城镇就业并定居、在城镇只就业不定居、脱离土地但不离本乡、就地在农业外就业。除此以外，还存在着一种极端模式，当农村居民被迫脱离土地，又缺乏迁移费用支付能力时，他们将成为游离于城乡之间的流民。 　　因此，城市化均衡实际上受制约于农地收益、迁移费用支付能力和迁移费用。农地收益构成机会成本，决定着农村居民的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