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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脚步宜渐行渐快 　　全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不仅能够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有效需求,而且随着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国内消费需求的水平会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逐年下降。2000年为46.44%,到2008年下降为35.32%,与美国70.1%相比,低35%,与印度54.7%相比,低19.4%。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因为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阶层,高低收入阶层收入差距过大,必然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据世行2008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财政部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的富裕家庭占有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的最低收入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 　　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由2.5倍扩大到3.31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6倍。在2007年我国居民总收入差距中,64.45%是由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造成的。不仅如此,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存在着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年)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比2008年翻一番。其实,农民人均纯收入只要每年保持6.9%的增长速度,上述目标就能实现。而只要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值率大于上述比率(这些年的经验数据就是如此),未来10年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肯定会进一步扩大。 　　加快城市化进程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 　　过去数年中,我国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 　　在农村为农民开辟非农产业就业途径。例如在农村建立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或“进厂不进城”,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浪费土地资源、污染农村环境等。 　　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发挥了重大作用。200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亿人,所得收入构成农民增收的主要成分。但是,这些农民工的绝大部分并没有转化为城市居民,他们与农村土地(包括宅基地)的联系并没有割断,他们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这不仅延缓了城市化进程,还导致耕地占用总量的扩大。 　　减免农业税和对农业实施财政补贴。2004年全部农业税为1000亿,即使全部减免,分摊到8亿农民身上,人均收入不过增加3%;2009年中央安排的各类农业补贴资金达到1230亿元。而2004年至2008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相对于前一年)分别为110.6%、108.3%、101.5%、107.7%、120.3%;相比2005年,2006年～2008年农业总支出增长分别为502.3、1062.8、2174亿元。这基本上抵消了农业税减免和农业补贴给农民带来的好处。 　　新农村建设。尽管从1982年到2005年,中共中央前后发布了有关三农问题的7个1号文件,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连续发布2个1号文件,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构想。但是,迄今为止,新农村建设的任何举措都丝毫没有改变占全国总人口高达55%、总数为7.2亿的农民耕种18亿亩土地的现实。按每个农户3.65人口计算,近2亿农户户均耕地面积只有9亩。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土地经营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使现有农民脱贫致富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的三个“最”,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因此可见,推进新农村建设固然必要,但对于解决中国三农问题这一痼疾来说,毕竟只是治标而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只有加快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化,提高城市化水平,才能一方面使转化为城市居民的农民本身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使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耕种较多的土地,实现土地的规模经济,从而大幅度提高务农的收入。这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 　　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 　　韩国在1960年～1987年的经济起飞时期,城市化水平从36%上升到了74.6%,年均提高1.43个百分点。战后日本在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高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至今无人打破的城市化发展纪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