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安全与社会和谐.docVIP

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安全与社会和谐 　　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是“一穷二白”的状态,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0.6%。1952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12.46%。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意味着必须把城市发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予以考虑。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1960年代和1970年代城市化水平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1960年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为19.7%,到1980年这一指标值为19.4%。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真正提高是从1978年、特别是1990年以后开始的。199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26.41%,1998年达到30.40%,2007更达到45%。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30年,城市化率从20%左右提高到45%,城镇人口达到5.9亿,城市化建设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20世纪80年代人口向珠三角流动,20世纪90年代人口向长三角流动,进入新世纪,我国农村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向大、中、小城市积聚,这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原因。尽管按非农人口计算,城市化率只有29%。但生活在城市的常住人口达到1亿多,使我国城市化率超过40%。 　　城市化有利于市场体系的完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从投资和消费层面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根据对发达国家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分析,城市化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早期、中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在10%至30%以下为早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之间为中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70%以上为成熟期阶段。中国还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预计未来20年内中国大约还有3亿人口从农村地区移居到城市。大规模城市化能够极大刺激经济增长,能够对商品房和其他相关产品和服务产生巨大需求,这使中国的发展有相当大的潜力。 　　 　　二、快速城市化与公共安全问题 　　 　　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快速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发展问题。由于现行土地、户口制度等种种限制,中国实行的两元社会、经济结构对流动人口的严重歧视,使农民面临高昂的城市??代价。21世纪,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会加快,城市发展也将出现多样化的态势,但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公共安全。 　　2008年6月22日,贵州省瓮安县三中初二(6)班学生、17岁的李树芬被发现死于河中。公安机关作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结论,死者家属对此不满,邀约300余人在瓮安县城游行,最终导致暴力事件。事件中,瓮安县委大楼、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县公安局办公大楼被烧毁,县公安局刑侦大楼被砸坏、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事件共造成150余人受伤。瓮安事件成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2009年6月17日至6月20日,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发生因酒店厨师非正常死亡导致的数万群众围观起哄、围堵道路事件,导致多名警察受伤,多部消防车辆和警车被砸坏。瓮安和石首事件的起因并不复杂。石首案的起因同样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案,面对诸多疑问,警方的解释未能成功说服死者家属和公众,政府处理问题的方法失当加剧了危机的破坏性后果。 　　近年来,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事件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些事件的发生和不断增长,使得目前的中国社会明显的具有“风险社会”的两个最基本特征:即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的不确定性逻辑。近年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从总体上来说,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突发事件约占75%以上,其中社会骚乱性事件或有组织犯罪事件有所增加。①这些事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对这些事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分析,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工业化目标的追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诉求的差异,资源约束和分配等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如果对这些社会矛盾不能很好地认识和解决,不仅会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更会对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贝克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和危险是社会转型的巨大震荡。历史和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和西方文明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安全问题,是凸显社会整体安全状况的一个缩影,也是未来全球风险社会的一个缩影。②因此,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在城市中集中反映出来,对城市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是有近5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得不到基本的保障,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