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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另一种姿态 　　同为亚洲“大国”，灾难之下，震中日本，与震外中国，大国之姿如何体现？灾难引发思考，思考过后，大国之间、民众万象，将应有怎样的秉持和改变？ 　　 　　美国人类学家鲁斯#8226;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开宗明义道：“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将这种“菊与刀”的矛盾形容为“非常态”。 　　正是这种“非常态”，使得日本，在1960年代，以明治维新为起点成功而迅速地崛起。它用了不到5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大约200年时间才完成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并逐步走上大国之路。 　　北京时间2011年3月11日，日本9级地震，由此引发的灾难迅速席卷这个东亚岛国。但日本在这次大灾难中所表现出的镇定不乱、秩序不躁，“比9级地震画面更让人震撼”。 　　灾难面前，一切显现彻底。 　　“5#8226;12”大地震，中国的表现被媒体称作“大国姿态”，同被世界视作“亚洲大国”的日本，在此次灾难面前，又体现出怎样的“大国姿态”？对于这个与我们有着万千复杂关系的毗邻“大国”，我们又该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对待？为此，本刊记者通过历史回顾和专家走访，以期给读者提供一种视角和思考。 　　 　　集团主义与忧患意识 　　“日本在这次灾难中的表现，特别是民众，确实让人尊敬，但对于日本，这也是自然而然、应该如此的”。外交学院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日本概观》《日本文化概观》作者苑崇利如是说。在苑崇利看来，此次日本在地震中镇静而坚强的背后，是日本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体现。 　　苑崇利向记者强调了日本文化观念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集团主义”：日本的集团主义观念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它包括政治历史、思想观念以及人文地理等多方面的要素。总的说来，德川幕府时期（1603年-1867年）是集团主义观念产生和成型的重要阶段。 　　集团主义的观念源于“村”意识。这里所说的“村”，并不仅仅是指地方和村落等行政区域意义的范围，在日本文化研究的层面上，“村”主要所指是与个体相对应的小群体或狭隘的岛国心理的概念，“村”意识也就是指集团观念。 　　受“集团主义”的影响，在思维方式上，日本人具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人们时时意识到自己是属于某一集团的一员。在日本人的观念中，“自我”是以社会群体方式体现的。 　　“个人应该属于某一集团，集团成员由一种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基础上，直接形成了“集团的协作精神”：作为个体，注重自我完善；作为整体，注重协调合作。“地震发生后，我和在仙台的日本朋友联系，都很坦然镇静，这次地震中日本民众的组织性、纪律性、秩序性，从高的方面看，也是集团主义的体现”，苑崇利说，集团主义下的集团协作，使得日本人即使在突发事件前，亦能有条不紊、不慌不乱。 　　除了文化深层上的“集团主义”，同样，日本民族的“忧患意识”也直接造就了他们的冷静协作意识。同为外交学院教授、日本研究专家周永生说：“日本是一个将忧患意识刻在骨子里的民族。这种民族心理造就了日本人在平时防灾时的周密细致精神和面对灾害时的团结协作精神，使得他们能够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 　　 　　政府作为与民众信任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日本学刊》副主编韩铁英，在《居民自治的生理与病理――日本地方政府与居民的关系浅析》一文中认为：在日本民主政治理论中，地方行政是以“居民自治”为基础的，这种“自治”的原点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自同性”，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同一的。按照日本《地方自治法》规定，政府与民众往往是一种同一的共处关系，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民众信任政府。 　　苑崇利将此作为日本此次灾难之所以镇静有序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特别向记者强调：“这里说的政府，并非指议员和政客，对于这个意义上的‘政府’，日本民众是怀疑的，但是对于地方政府，他们是非常信任的。”“一来是日本人本身的性格和素质，二来他们相信政府会妥善安置、及时救援，所以镇定从容就很自然了。” 　　民众与地方政府的同一、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具体到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最能体现的，便是日本对国民防灾教育的重视以及全国防灾救灾体系的完备。苑崇利说：“这样一来，即使是面对突发事件，其实也非‘突发事件’了，民众在政府长期不断的宣传教育和防灾演习中对如何应对灾难早已了然于胸，该做什么怎么做，该去哪里怎么走，都已十分熟悉，比如震后转移，出门往左拐还是往右拐，去哪里，路线规定的都很细致具体。” 　　在《世界新闻报》的采访中，周永生也同样表示：“日本的居民区都有避险的场地，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