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所谓“日本的天职”在文化论中的意蕴.docVIP

内藤所谓“日本的天职”在文化论中的意蕴 　　在甲午战争期间，内藤湖南先后写就了《所谓日本的天职》、《地势臆说》和《日本的天职与学者》三篇社论，以“文明论”来阐释他的“天职论”.内藤批判了当时日本舆论界关于战争的两种论调：“和好派”（友好论）和“作纵横之谈者”（征服论）,认为它们都是为了日本的“一己之利”,为此他提出了“坤舆文明”这一概念。他说“在坤舆之内封疆区划，各自为国。每个国家分别发挥自己的特色，最终成就坤舆文明的辉煌”,因为从自然机制而言，“坤舆文明”是有余与不足互相弥补的，这也是世界文明“他者所为”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他又认为须得从“文明大势转移的方向”上来看待“坤舆文明”,“埃及、亚西利亚、印度、波斯、菲尼斯亚、希腊、罗马相继而起，亦可谓应天受命。它们皆当其时时，人道与文明是最为有力的宣扬对象，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又可以见到它们都为尽其责而出力。文明中心所以与时移动，其原因即在于此。如今似乎又要有一场大的移动，有见识的人其实早已明了其中的关键，我们将受大命于此也”.日本将受怎样的“大命”呢？这就是内藤所谓“日本的天职”.内藤说“日本的天职不是以西洋文明为中介传给中国，再弘扬于整个东方，也非保持中国陈旧的东西尔后传给西洋，而是让我们日本的文明、日本的趣味风行天下，光被坤舆”.由此可见，内藤所谓“日本的天职”在文化论的意义上，具有涵容与拒斥的两重性，具体而言： 　　其一，日本文化脱却不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内藤看来，中国文化绝对不是日本文化的决定基因，他用“盐卤”与“豆浆”的关系来比喻中日的文化关系。他说“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盐卤”,而且他还声明日本抵御了蒙古的铁骑与对宋学的吸收，是日本文化独立的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并且对日本近世文化的形成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如内藤所说的“日本对中国据理直言，这是自蒙古侵袭以来流行的”、“对外国实行思想独立、文化独立”.这话内藤其实只说对了一半，“神风”虽然可以帮助日本抵御蒙古的侵袭，但日本却不能自外于以东亚经济文化圈。尽管怀良亲王柔中带刚的外交辞令逼退了明朝的招抚，但其后足利义满不顾政治上的“自降”,遣使“聘问上邦”,接受明帝册封，虽说是迫于国内形势的压力而不得不交好于明，然而这同时也表明日本意欲断绝和中国的往来也是徒然。至于在文化上，儒学东传日本后，经过日本历代知识人阐释和传播业已成为“日本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知内藤所谓的“思想独立、文化独立”的底气从何而来？但是从民族自立的意识上而言，内藤的这一思想文化独立的诉求其实是近代日本民族主义意识的体现，因为思想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灵魂寄托之所。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得从江户时代的国学入手。日本近世的国学被界定为是日本知识阶层为了“自我认识、自我再现、自我同定的学问”.它一个最主要的文化使命就是“发现日本”,确立日本人的“同一性”.国学者们致力于“观摩古典，提倡古道，探究与阐发民族精神”,他们“或是通过排除中国的语言和思维来明确所谓日本古代以来的事实，或是通过阐明日本古代以来的事实而排斥中国的语言与思维”,从而建立了愈加“纯洁和彻底化”了的日本中心主义思想--大和魂。内藤在《近世文学史论》中采用白描的手法描摩了日本近世国学发展的历程，当然内藤并没有着意于国学精神内涵的提炼，他的用意在于说明关西文化的余绪滋育了国学的成长。国学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以复活古代日本文化记忆为目的的，因而也可以被称为古学。就日本而言，能够保存有古籍和古道的只能是长期作为日本国都的京阪一带的关西地区。尽管应仁之乱摧残了京都文化，但文化生命力并没有割裂，因而当德川家康结束了战国争雄局面以后，作为保有日本传统文化精髓的关西地区成为催生日本近世国学的重要力量。尽管日本近世的文化中心由关西地区转移到了关东地区，但在这个过程中，强调日本文化独立性的这一始自关西文化的根基一直支撑着关东文化中心的成长。甲午战争的爆发，日本在文化上已在没有“他者化”中国文化认知的必要，也就是说日本觉得自己已经在文化上与中国文化产生隔离，或者是日本自视为一种迥异于中国文化的新文化形态，是一种依附于欧美文明的具有东方意味的先进的文化形态，这也是欧化派们能够高呼要求“脱亚”的思想根源。这样，日本就走出了否定与排斥中国文化以彰显自己特色的传统之路，而是以与西方文明结合的疏密程度作为评判先进与落后的标准，预设了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征服的前提。内藤以日本临御东亚之姿来看待中国，所谓“天予不取，必受其咎”就是那时内藤最好的心理写照吧。 　　其二，东方文化优于欧美文化。就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而言，西方文化能够强势进入东方，就已显示出了它外扩的文化特质，在这一点上，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则显得相对内敛和好静，甚至连集外来文化之大成的日本在近世也呈现出闭关的状态，尽管在江户时代中后期出现了“雄飞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