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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研究政党 　　政党活动是有普遍规律的，完全可以以这种普遍规律为研究对象，来构建一套研究政党的理论体系 　　 　　写一本专论政党的书的想法，大约萌生在20年前。1985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忽一日，系办公室要我去接待一个用人单位。我欣然答应，和中央党校的两位老师见了面。不成想，这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来人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研究党的建设，光研究中国党自己不行，还需要研究其他共产党，特别是苏共为代表的执政的共产党。当时，我们党已经恢复了与各执政的共产党的关系，在这些党内，开始出现改革的呼声。和这种国际背景相联系，研究者想把国外执政的共产党也纳入自己的视野，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一构想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在想，是啊，世界上存在那么多政党，而且不光是共产党，它们也要生存和发展，为什么不可以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从政党活动普遍规律的制高点，反过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这个念头一旦出现，便在我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最终确定了我走政党政治和政党比较研究之路的决心。 　　大约过了三四年，稍微进入了一点研究者的角色，对政党问题的看法也随之日益清晰起来。我坚信，政党活动是有普遍规律的。完全可以以这种普遍规律为研究对象，来构建一套研究政党的理论体系。世界上已经有不少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国外、海外学者搞政党研究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往往把眼界局限于西方类型的党。在他们眼里，只有西方类型的政党才是本来意义的政党，苏共、中共这样的政党均属特例，甚至不能算作是政党。诚然，后来也有不少学者有意跳出这个框框，客观上却始终难以摆脱把西方政党作为坐标的窠臼。因此，虽然作为研究成果，已经出现了不少论政党的专著，有些专著迄今为止仍堪称经典，这些著作概括的却只是西方政党的活动规律，而不是所有政党的普遍性的活动规律。毫无疑问，只有不带偏见地、把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才能对政党活动及其规律有全面系统的把握。应当有一部这样的书，这部书就叫《政党论》。 　　 　　政党研究属于政治社会学??范畴，这一定位是《政党论》整体设计的出发点 　　 　　说政党活动有规律性，指的是政党政治中不以单个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政党活动背后起作用的逻辑。我们时常能感受到这种逻辑的力量。在一些国家，政党被放在顶礼膜拜的位置，但事实上，政党却和人们的期待相去甚远，不但未能很好地履行功能，还给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在另一些国家，政党被看作政客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肮脏场所，是政治阴谋、政治权术的代名词。背着这样的道德包袱，政党却依然能够熟练地运用政治技术，把民众调动起来，让他们怀着像观看奥林匹克比赛一样高昂的兴趣和热情，来观看政党之间的竞争。政党政治中这些光怪陆离的现象及其背后冥冥中起作用的东西，正是政党学要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 　　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政党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它是政治组织，是人们用来控制公共权力的工具；第二，它是社会组织，是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众多方式中的一个特殊品种。简言之，政党既是政治的，也是社会的。如果我们把政党放到现代社会的架构中，或许这个问题更容易理解一些：公共权力(也即国家或政府)和公民社会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两大要素。这两大要素之间的互动，推动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政党就是促进这种互动的一种最主要形式。因此，政党研究属于政治社会学的范畴。对政党的这一定位，是《政党论》整体设计的出发点。沿着这个思路，全书由三部分构成。在第一部分，我们将分析政党这种现象的基本点，故以“政党本论”冠之。从第二部分开始，我们把政党放回到它实际活动的环境中，考察它与政治社会各要素互动的情况。在第三部分，我们将进一步扩大范围，把政党放到整个政治系统中去，探讨政党和国家、社会中的诸多元素之间的关系。 　　 　　传统的党的建设研究不是完整的学术意义上的政党或政党政治研究 　　 　　在我国，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没有确立政治学这门学科。其中专门研究政党的政党学，自然也是不存在的。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学学科得以恢复，但专门的政党研究仍然缺乏。在研究内容上，和政党学比较靠近的，也就是“党的建设”了。相比之下，这倒是一个我们一直投入很大精力的研究方向。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党的建设就随着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一起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后来成为党的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党内教育的重要内容。 　　但是，很显然，传统的党的建设研究不是完整的学术意义上的政党或政党政治研究。首先，党的建设中的“党”，特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在学科分类上，我们长期把“党建”归入“中共党史”门下就是一个例证。对政党自身的活动进行研究，对于政党科学地开展活动、少走弯路，实现既定目标，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