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个到达我国大陆最东最西最南最北记者.docVIP

我是第一个到达我国大陆最东最西最南最北记者 　　 　　我是中国第一个按经纬度算，在1988年底以前，到达我国大陆最东最西最南最北的记者。这也算是一项全国记录吧。 　　 　　到我国大陆的最南端去 　　 　　我先去的是南边。我没有到过南沙群岛，所以我虽到过祖国最东、最西、最北的地方，却不能说到过祖国最南的地方。我只能算到过祖国大陆的最南端，那就是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是1974年去的。 　　1974年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年夏天，我参加建国25周年报道，从新华社山西分社抽到总社和总社记者邵永力到了海口市，我们从中线到屯昌县采访，再穿过五指山到乐东县采访，再到西边的莺歌海折向东路过天涯海角。当时的天涯海角，除了几块巨大的石头，上面刻着“天涯”几个字，什么建筑都没有，也没人。那时中国不搞旅游，认为旅游是地主、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方式，哪个领导人敢搞？ 　　在海南岛采访，我们发现那里的妇女不简单。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的农村妇女算是很能吃苦干活的了，但还比不上海南妇女。屯昌县的干部告诉我们，当地有三分之一生产队的正队长是妇女。生产队的一把手，是在生产第一线领着全队男女干活的，必须是劳动能手。由妇女当生产队长，这种现象在内地是少见的。当时内地的生产队里有妇女队长，她们是生产队的副队长，主要是管妇女干活的。到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这一级的领导人，海南也还是男人的天下。据说那里有的地方过去就有妇女劳动养活丈夫的风俗，这样的妇女自然很能干。 　　我们在去乐东县的路上，看见村边到处有离地二尺架空的小木房，人进不去，像模型。一打听，那是黎族同胞的粮仓。这样储存粮食，透风，不容易发霉。我们问当地人，这样放在屋外、路边，有的离自己家很远，没人偷吗?他们说没人偷。可见黎胞之纯朴。当时他们很穷很穷，住十分简陋的草房，除了身上穿的单衣，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 　　 　　到我国太阳最晚落下 　　的地方去 　　 　　我第二到的是祖国最西角，我国太阳最晚落下去的地方。这时我已调回总社国内部。许多人到过新疆的伊犁、喀什，就说自己到了祖国最西??地方了。其实，最西的县城是帕米尔脚下的乌恰县城，它在喀什的西北面，中国地图上最西那个角就是。那里，夏天的太阳要到22点才落下去。中国真是地大，从最东到最西，时差4个小时。那一次我从甘肃省苦甲天下的定西县开始一站一站向西走，一直走到最西头。 　　我是1984年8月去的，到的是乌恰老县城。现在的县城是地震后向东挪了重建的。我去乌恰时，城里正铺第一条沥青路，过去城里只有石子土路。我到县政府，看到不少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全国各地乡镇企业去推销产品的宣传卡片，其中居然也有我们老家江苏金坛县乡镇企业的。街上有好多做服装的、开发廊的，是江苏、浙江农民，盖房子的是四川的农民。可见我们国家一改革开放，农民自由了，腿也长了，东西南北到处都跑。 　　乌恰县的主要民族是柯尔克孜族，以牧为主，当地政府为了适应改革以后发展商品经济的形势，也是为了方便牧民，不要买一点东西就骑马往城里跑，曾动员出19名柯尔克孜族的牧民，用骆驼、马驮上商品到牧区去做生意。结果，全赔了。牧区居住分散，没有旅店，没有饭铺，做生意的下去以后，住在牧民的毡房里。柯尔克孜人十分好客，热情招待，吃、喝、住全不要钱。这一下，到人家买东西的时候，卖东西的人还有脸算帐收人家的钱？ 　　我是从阿图什市去的乌恰。阿图什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乌恰就归它管。我们在阿图什遇到北京中央民委来的贵客，柯尔克孜人接待最高贵客人，要杀马煮马肉给客人吃，而且要杀小马。去的客人坚决反对，反来反去，没反掉，我也跟着人家吃了一顿带骨马肉。 　　阿图什的维吾尔族人可十分善于经商，全国一改革开放，他们就向东跑，联合起来到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倒贩料子等货物运回去批发给南疆各县的个体商贩，把当地国营公司挤得够呛。 　　 　　到我国太阳最早升起 　　的地方去 　　 　　 　　有的人到了山东半岛的头头上，就以为自己到了中国最东端了。其实，那里离我们国家最东端还差十几度。我国最东端是黑龙江省的抚远县，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的那个角角。 　　1988年7月，我和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记者王来喜从佳木斯市向东奔抚远，有四五百公里，一路上我只看见5个孤零零的小山。这就是有名的北大荒，一片平展展的黑土地。 　　在半路上，我看到了我国一个最现代化的农场――洪河农场。当时它种30万亩地，还在扩大。他们的农业机械是进口的，拖拉机驾驶室里有空调、步话机、电脑。一台拖拉机带播种机，一天能同时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3000亩。主要是种小麦、大豆。播种的深浅、宽窄由拖拉机手通过电脑操纵。农场还有一个小飞机场，一架农用飞机停在那里。他们收获不用打场、晒粮，有全套进口的烘干设备和现代化粮仓，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