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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 2011年第9期 　　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时间是2008年农历五月初三下午2点50分。 　　母亲对自己的离去是有预感的。去世几天前她曾对父亲说，看来她是熬不过去了，等过几天老院子的大门修好了，吃了合吉糕，她就走。她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几十年，含辛茹苦把儿女拉扯大，希望在她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看到修缮一新的大门。她还要父亲把土院子用水泥硬化一下，这样下雨天走起来就不会泥泞。这也是她一贯爱美的表现。但她早走了4天，没有看到新的大门，没有等到吃合吉糕。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走得这么急，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但我清楚，她在临终前没有催我回去见她一面的原因。母亲没有文化，没有办法理解我现在做的事情，但她知道我很忙，忙的是“大事”。几次到北京看病，来时她就不很情愿，来了没有几天就嚷着要回去。她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心疼花我的钱，二是怕耽误我的事。北??住院期间，每次与她告别，我说：妈，我走了。她总是一句话：你忙你的去吧，不要担心我。她从来不问我在忙些什么。即使我一天都没顾上去看她，她也不会叫我过去。她不是不想我。事实上，只要我在她身边，她的情绪就显得好些。但她不愿意耽误我的事。 　　母亲走了，留给我的只有思念。 　　母亲17岁时与父亲结婚，生过8个孩子，其中3个幼年夭折，长大成人的有我们兄弟姐妹5人。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母亲爱她的每一个孩子，她把她所有的爱给了我们。母亲没有自己的事业，她惟一的事业就是儿女。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把5个孩子拉扯大不容易。但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是想办法让儿女吃饱肚子，穿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村内老小都夸奖她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 　　为了儿女的成长，母亲吃过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记得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父亲因为是党员不能搞“投机倒把”，解决吃饭问题的责任就落在母亲身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起身离开家，天蒙蒙亮的时候背回了1斗高粱。这1斗高粱是她用还长在地里的小麦青苗从邻村换来的。她为此爬山下沟，摸黑走了近10华里的路。那是一条到了晚上连男人也不愿走的路。 　　母亲心地善良，又热情好客。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一年难得吃上几次白面，但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总是以最好的饭菜招待。所以上面来干部派饭时，都喜欢被派到我家。即使因“犯错误”被“下放”到村里的干部，母亲也热情招待。1974年村来了十几个插队知青，母亲觉得他们可怜，逢年过节家里吃一顿像样的饭，她总是请他们一起来吃。而且，越是家庭困难的知青，她越疼爱，越照顾。母亲入土时，有7个当年的知青驱车几百里来为她送行。 　　母亲好面子，重名节。她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人活眉眼（脸面）树活皮，不要眉眼剥树皮”。请客送礼，母亲从来都做得很大方，生怕别人说自己小气。为了生计和供儿女上学，家里不时得向别人借钱，但一旦家里有欠债，母亲就难以入眠。为了还债，母亲曾两次决定卖掉她结婚时陪嫁过来的旧柜子，这是当时家里惟一值钱的东西。只是因为我和弟弟的阻挠，这个柜子才没有卖成，得以保存到现在。第一次，是我的泪水感化了买柜子的人，不忍心把柜子搬走。第二次，是弟弟用擀面杖赶走了买柜子的人。但母亲几次成功地迫使父亲卖掉还没有长大成材的树木，而只要晚卖两三年，这些树木就能卖出高得多的价格。母亲还变卖了她结婚时戴的一对银手镯。那是她惟一的饰物。 　　从我们一懂事起，母亲就教育我们与人为善，做诚实正直的人，不干偷鸡摸狗的事，不要沾别人的便宜，也不能沾公家的便宜。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时期，生产队的粮食就放在我们家，但母亲没有多吃一粒。所以村里人都知道，公家的东西放到我们家最安全。“文革”初期村里乱得没人管，许多小孩子结伙砍集体的树木背回家当柴烧，但母亲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干这样的事情。而当我把自家的萝卜和梨拿去喂学校的兔子时，她不仅不责备，而且引以自豪。正是因为母亲的宽容和鼓励，我11岁时就成为全公社的“好人好事标兵”，被挑选出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给几百人讲自己的“先进事迹”。 　　母亲对我们管教甚严，但并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儿女。我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时，同公社一个村子想请一位民办教员，选中了我，每月40元的工资――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公社正式干部的工资。父母非常想让我去――除了经济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怕我干农活太受罪，但我当时一心想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愿去。对方派人到我家来请，父母把铺盖也准备好了，还请来人吃了一顿饭，但临行前，母亲见我眼泪汪汪，就对父亲讲，孩子不想去，就别去了吧。父亲也就顺了我心愿。但后来看到我在农村受苦时，母亲又后悔当时没有强逼我去教书。 　　母亲为儿女操尽了心，但从不愿意儿女为她操心。在我上大学期间，一次她从拖拉机上摔下来，在炕上躺了两个多月，但她一直不让家里人写信告诉我，害怕我为她分心。在过去几年里，她身体不好，但我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