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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由来 　　1951年,以王谦为书记的中共长治地委,遵循山西省委关于“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指导方针,成功领导试办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此,新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拉开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序幕。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专门就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特地访问了已年过八旬的原山西省省长、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王谦。 　　 　　“怎样引导老区农民 　　走向更高一级形式的发展道路” 　　 　　1949年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军区宣告成立。新政权诞生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尽快实现从战争向革命和建设的转变。王谦由原中共太行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转任中共长治地委书记。9月5日,王谦受命到长治赴任的前一天,当时主持中共山西省委工作的第一副书记赖若愚代表省委交给他一个任务,也正是这个任务,把王谦和后来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件事,王谦后来回忆说: 　　当时山西省委交给我一个任务,是赖若愚同志给我谈的。他说,省委成立以后,主要精力放在同蒲路沿线(就是过去的边缘地区,也就是原来的游击区)大体400万人口的新区搞土地改革,不可能抽出更多的力量来照顾老区。你回去到长治作地委书记,这是太行和太岳两个战略根据地最核心的地区,减租减息最彻底,土地改革最彻底。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两年多了,老区农村有些什么变化?以后老区农村应该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办法?省委实在无暇顾及,就交给你这个任务,你先搞些调查研究,摸索出一条老区的发展道路。赖书记甚至说:别的工作,你可以让其他人去多管些,而你则必须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认真对待,抓紧抓好,而且能够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来。 　　现在好像人们都说,办合作社这是我的一个创造,其实不是的。真正的倡导者是赖若愚同志,并不是我王谦。我王谦只是一个执行者,我是按照省委的决策和指示,搞具体工作的。 　　 　　在上述背景下,1950年春季和秋冬之交,以王谦为书记的中共长治地委先后两次派出调查研究组,深入县、区、村进行社会调查。 　　在1950年??季初步调查座谈中,调查组相继接触到了农村经济、阶级关系、群众思想状况等各方面的许多问题。引起王谦和其他同志特别关注的,是农村中党员和群众思想上的涣散。其具体表现是:农民中产生了愿意自由地发展生产,对组织起来兴趣不大的“单干”思想。在襄垣县有这样一个党支部,一夜之间就自己宣布解散了。解散时,支部书记说:我们支部,参加了抗日打老蒋,现在土改分了地,日本老蒋都打倒了,任务完成了,所以我们的支部解散。 　　同时,调查结果还显示:土地改革后经过三五年的发展经济,老区大多数农民的物质生活已经恢复甚至超过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老区互助组除去1/5的因为有了公共积累而继续蓬勃发展外,多数互助组由于其临时性和看不到发展方向,而处于涣散和瘫痪的状态;老区农村中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 　　在1950年秋冬之间的第二次调查座谈中,“对已经比较广泛发展起来的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协作办各种生产建设和修建房屋”等情况,给予了特别关注。在这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1年春季,先后形成了《长治专区互助组中的公共财产与公积金问题》、《土地改革后农村新的阶级关系及各阶层思想变化情况》和《农村文化事业考察》三篇调查报告。 　　在听取第一次调查汇报后,王谦就开始意识到农村两极分化和“自由发展和愿意单干”倾向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于是,他便以中共长治地委的名义起草了一个给中共山西省委的报告,这就是1950年11月14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中共长治地委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报告明确地把“合作社”作为老区农业今后发展的方向这个根本问题提了出来,特别着重说明:“新民主主义的农业生产,从其远大的目标来说是近代化集体化的方向,但要达到这一目标,又必须是由个体逐步的向集体方向的发展过程。在向集体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不只需要农业生产上的劳动互助,而且需要组织各种各样的供销的、生产的、信用的合作社,使农业生产逐步地向合作社的道路发展。只有经过这一道路,才能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富裕的农民......” 　　 　　“农业生产合作社”名称的由来 　　 　　面对调查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怎么办?在经过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以后,如何推动老区农业继续向前发展,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问题,摆在王谦和中共长治地委的面前。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农会。“农会在动员农民参加抗战和参加解放战争中,在进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斗争中,是农民群众团结战斗的指挥部,是组织农民最好的组织形式。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农会不再有吸引力了,而是一种自然消亡的趋势。在当时,重要的问题,不只是政治上组织农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