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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漫谈 　　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复杂性，分化出了中国当代童年生存境况的复杂性 　　在短短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孩子们从一个相对单纯的生长年代进入到了另一种充满复杂性和变数的社会生活环境中。这个环境的若干显在表征包括：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对于当代城市和农村儿童生活及其精神面貌的持续影响和重塑；主要由经济方式变迁导致的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对于传统童年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变；迅速发展变更中的新媒介文化施加于儿童群体和个体的日益广泛的影响；以及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和协同作用导致的更为复杂的各种当代童年生存问题。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亟须对这些独属于中国童年的新现象和新命题做出回应。或者说，对于中国式当代童年的关注和思考，应该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核心艺术话题。这一话题不只是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应该写什么的问题的思考，它也在衍生出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的美学问题。可以想见，这样的思考和实践拓宽的不只是中国儿童文学艺术表现的疆域，更将提升这一表现的艺术层级。 　　童年生活的“新现实”与儿童文学写作的新话题 　　我在《童年写作的厚度与重量》一文中曾谈及当前儿童文学写作的两个主要趋向：一是幻想题材的创作，二是童年现实的书写。我在这里所说的童年现实，在当代儿童文学的书写中又表现为一种比较狭隘的现实，它实际上是以一批当代畅销童书为代表、以轻松怡人的城市中产阶级儿童生活为主要对象的现实。在这些作品中，一大批儿童和他们的生存现状被遗忘在了儿童文学艺术世界的边缘。 　　也许可以说，当代儿童文学总体上缺乏一种深厚的现实主义精神。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到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思潮的影响，中国儿童文学也曾经历过一次面向儿童生存现实的创作转型。《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祭蛇》等一批在当时引发热议的作品的面世，表达了儿童文学想要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书写儿童生存的状况、想要思考对当代童年成长来说休戚相关的现实问题及其出路的愿望。这一富于文化责任感的愿望在童书创作和出版高度市场化的今天，已经很难再成为作家们的一致追求。很多时候，儿童文学作家们选择书写的现实，往往不是对当代孩子来说最具普遍性和最重要的现实，而是最受市场认可和读者欢迎的一类现实。由此形成的创作与市场间的彼此循环，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文学生态的单一化趋向。我从未否定商业和市场经济因素在现代儿童文学艺术拓展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我认为，童书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作为其重要构成乃至支撑力量的儿童文学，正亟须一次新的现实主义的洗礼，以使其超越市场化的狭隘现实，走向更为开阔、深远、脚踏实地的中国童年现实。 　　这一现实应该包括：约一点六亿中国当代农村儿童的生活现实，逾六千万农村留守孩子的生存现实，超过三千五百万中国城乡流动儿童的生存境遇与状况，等等。这些数量庞大的儿童群落分布在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却是儿童文学中远未受到充分关注的群体。2012年11月发生在贵州毕节的流浪儿童死亡事件，2014年5月发生在北京奶西村的留守儿童恶意欺凌与被欺凌事件，2014年6月发生在河北蔚县的留守儿童遭围殴致死事件，以及近年频发于城乡各地的留守或流动儿童校园被虐事件，这样一些新闻事件所指向的当代童年生存现实，不要说远远超出了当下儿童文学笔墨的表现范围，也挑战着我们对童年现实的既有期望和理解。对儿童文学来说，它们揭示的不仅仅是关于儿童生存的某种特殊现实，更是一个尚未被触及、关注和理解的当代中国儿童的现实世界。 　　但儿童文学面对的“新现实”也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处境不利儿童的生活现实。当代童年生活的内外变迁是全方位的。例如，除了迅速告别传统童年成长模式的农村儿童外，城市儿童的生活也经历着同样巨大的变迁。中国特殊的城市化进程迅速改写着城市生活的传统面貌，也改变着城市儿童的生活观念及日常文化。一方面，他们有着自己明确的亚文化圈，这个圈子对成人来说是空前陌生、前位和独立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孩子特有的能力快速接收和消化着都市成人世界的各种生活方式，其生活边界因而越来越与成人相接壤。尽管我们今天拥有大量描写都市童年生活的儿童文学作品，但真正切入这一生活的内在肌理并包含了对于它的总体观察和深入思考的作品，则并不多见。因此，发生在当代都市环境下的各种新兴童年生活现象，在儿童文学领域还存在着有待填补的巨大写作空间。此外，城市与农村儿童、城市不同阶层儿童之间特殊的生活交汇与碰撞，也构成了上述“新现实”的重要内容。 　　所有这些“新现实”为当代儿童文学提供了大量新的写作素材和艺术话题，这些素材和话题烙有显在的中国印记；而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处理这些现实，则显然缺乏可以直接借鉴的艺术先例。这或许是导致这类现实在儿童文学写作中较少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较少受到关注”，不仅仅是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