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麟两枚“钻石”.docVIP

黄文麟的两枚“钻石” 　　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智慧搏击时代潮流的人，他们的名字连同他们的故事，宛若一枚枚永恒的钻石，在时空深处闪耀。他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24年前，他组织策划了“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惊世骇俗之举；10年前，他向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建议为企业家立法维权并执着为之奋力。 　　盛夏的福州热浪叠加。飘逸着阵阵茶香的客厅里，快速转动的风扇给我们带来了丝丝凉风；而他的思绪好似随着转动的风叶回到了24年前。那是1984年,中国改革进入第五个年头。相对于农村的改革，作为国民经济细胞的城市企业，仍然处在旧经济体制的“五花大绑”之中。他叫黄文麟，74岁高龄的他，精神矍烁，思路清晰。 　　“这一年的3月22日，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在福州召开。 　　“会议的主要任务，一是选举产生厂长经理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一是交流如何搞活企业。”时任省经委副主任、省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现为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会长的黄文麟，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我代表经委在会上讲工业形势，讲如何开动脑筋搞活企业。作为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大家都有干一番事业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但都苦于企业无权，条条框框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企业处在只有压力，没有动力，也谈不上活力的境地。 　　“参加会议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日公司’的老总，应邀在会上介绍他们企业是怎么搞活的，总经理、董事长有这个权那个权，企业有活力，也有动力，职工也有积极性。他这么一说，大家十分羡慕，但也不服气，‘如果我们也有你这样的权力，也可以把企业搞活，甚至搞得更好！’会上，厂长、经理们激动起来，两种体制相比较，压力动力相碰撞，撞出火花，‘火花’就是要权，把企业应有的自主权要回来。” 　　与会的55位厂长、经理充满着对政府为他们大干一番事业提供条件的期待；而在他们心底里，挥之不去的却是对旧体制弊端的愁雾，满心愁雾。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股斗胆的冲劲，没有一种超常规的举动，是万万做不到的。”他似乎触摸到厂长经理的热血沸腾，心内猛然顿悟，感应到了一种使命的召唤。 　　黄文麟用好几个“马不停蹄”来描述当时运作“呼吁信”那种紧张而高效的情景。 　　“马不停蹄地起草呼吁信，马不停蹄地找几位厂长经理征求意见，马不停蹄地提交大会讨论通过，马不停蹄地直奔省委办公楼通过项南秘书把呼吁信呈送给项南书记。 　　“结果不到半个小时，项南秘书来电话说，项南书记不仅看了还有批示，转给福建日报社了。” 　　第二天，福建日报头版头条新闻就是以争要五条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全文。项南亲自为这条新闻写导语，称其“情词恳切，使人读后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是不能前进了的感觉”。 　　“黄文麟们”借厂长经理之口，以集体的、有组织的方式开展的超常规的“争权”行为得到省委书记的超乎寻常的支持。 　　一石激起千层浪。“松绑”放权切中了旧体制的要害，呼吁信发表后立即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和连锁反应。3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呼吁信，刊登了福建省委组织部、省经委领导支持松绑放权的谈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这封呼吁信提出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旧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福建省直各有关部门纷纷在福建日报公开表态放权措施，省政府以最快的速度连续出台9个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红头文件，企业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呼吁信发表两个月之后，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这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 　　有关资料显示，“松绑”放权前5年（1979-1983年），福建全省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36%；“松绑”放权后5年（1984-1988年），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2．46%。 　　数字背后隐含的是企业自主权下放之后的活力。 　　如果说，24年前“松绑”放权的呼吁是黄文麟他们用胆识和智慧铸造的一枚永恒的“钻石”的话，那么，近10年来，他执着倡导为保障企业和企业经营者合法权益立法的过程，则是他力求铸造的又一枚永恒的“钻石”。 　　1988年起，黄文麟先后担任中共南平地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这些经历的积淀，使他的企业和企业家“情结”日益浓厚。 　　“时过境迁，旧体制下那种‘五花大绑’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企业家有了较为宽松的经营环境。但是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利益的随之调整，企业与外部的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企业与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尤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我国又加入世贸组织，企业面临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更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于是，他萌生了为企业家立法维权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