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我是没有故乡人.docVIP

龚鹏程我是没有故乡的人 　　我对无知有天生的憎嫌感，不是对人厌恶，而是对无知本身的厌恶，正是因为要使人脱离无知，才愿意教书、写文章讨论问题，但一旦面对无知者的无知，又有说不出的厌烦，以致进退维谷，陷入绝境。 　　 　　我出生在台湾的外省人家庭，全家逃难到台北，住在军队眷村里，一直处在难民生活的余波中。我父亲是一个离开家乡的人，到了台湾并没有找到新的家乡；而我根本就没有家乡，出生的眷村早已在地图上被抹去。后来在台中好不容易找到安身之地，父亲包下军营的伙食业务，开了一个还不算小的餐厅，却遭遇洪水，直接给冲掉了。那一次，全家只救出来一个水壶，盖子还掉了。吃了两个月救济，继续流离失所。在台中这个小城市，我家搬了三十多次家，是社会最底层的流动人群。 　　我们租住过铁路局堆煤渣的违章建筑，没有厕所和浴室，每周提了水桶，从糖厂围墙的缺口翻进去，混进去洗澡。也租过国际戏院附近的楼屋，旁边一间间房子闪着粉红色的霓虹灯，苍老憔悴与稚嫩青涩的女人们，站在门口招手，喊“人客来坐哦!”周边则是杀蛇的、打拳的、卖药的、变魔术的……还租过一家铁工厂的楼梯间。搬进去时，屋主家人得知我们是“外省人”，拦住房门，要我们滚蛋。几经哀求，才被准许暂住5天，以便找房子搬家。 　　家里来来去去好多江湖人，歌女、酒妹、卖艺的、苦力。那时候父亲推着一台脚踏车去卖面，我坐在那里，有客人来就帮忙，没客人就写字。父亲用旧报纸写了一些字，叫我临摹，我也零零散散找到一些旧书破书来读。进小学时，就比一般的小孩老成，老师误以为我是天才，一年级读完，就直接让我到三年级就读。还代表学校四处比赛：演讲、朗读、作文、书法……被学校当成争取荣誉的机器。 　　 　　搜罗秘术一千种 　　 　　由于四处走穴，我的成绩已经很差，但总跟父亲说老师在学校怎么表扬我，成绩如何好：还自己刻了一个章子，代替父亲的签章。小学毕业时，父亲执意要带我到老师家去道谢。家里也没什么钱，就买了两颗大西瓜。我百般劝他未成，只好很紧张地跟着去。走到半途下起大雨，父子俩在屋檐下躲雨，??继续劝说父亲不要去，说老师不会在意这个；但父亲说我们做人不能这样。去到老师家，说明来意，老师大吃一惊，说你这儿子现在已经不行了，听得我父亲目瞪口呆。 　　事情并没有因为父亲的拜访而有转机，本来升初中考试没有希望，因为有一家新的中学诞生，我得以侥幸进入。台湾的中学帮派盛行，我也成立了自己的团体，读厚黑学、学铁笔子易卜、搜罗秘术一千种、呼啸朋辈、练拳学药。当时学拳只是为了打架争地盘，好勇斗狠。我个头比较小，要有效率地打架，就摸索江湖上的药术，除了配迷魂药之类，我还弄一些练拳的常用药。那时练铁砂掌，插铁砂和绿豆，必须先用药水泡手，我就自己配药，还改进方子，给徒弟们试验，好在没出什么大事。 　　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对江湖生活的迷恋中度过的，后来我创立中华武侠文学会和中华少林禅武协会，做了中国侠义传统的研究，写出《侠的精神文化史论》和《武艺丛谈》等书。来大陆后，我与各个门派交往很多，还在香港浸会大学开办武术文化的课，每个月去一次，同时带一个门派的掌门人，少林、武当、峨嵋、青城、昆仑、形意八卦等派的掌门人都随我去过。 　　 　　人格分裂的仕途经历 　　 　　1990年年底，我被网罗进“大陆委员会”，主持文教事业。我摸准了当局顾虑安全，不愿意扩大交流的心理，喊出“两岸交流，文教为先”的口号。说交流之前，要多通过文教来沟通思想，减少摩擦；而且文教交流只是唱唱歌、访问访问，没什么害处，应该先做。如此种种，连哄带骗，软磨硬泡，死缠烂打，反正政府里没有人比我了解大陆，也没有人比我更懂文教事务，我总会有办法的。 　　但大格局大环境如此，政治还是主导一切。我所能做的，已达到极限。我那时人格极其分裂，还兼任好几个大报的主笔。白天代表政府制定文教政策，晚上就站在民众立场，批评指摘自己制定的政策。景况非常荒谬可笑，从情感上说，也是非常难堪的。 　　后来我呈送的很多大陆政策，比如承认台湾学生的大陆学历等，不是被李登辉压下，就是受到司法部门和军方的强烈抵制，就有点不想干了。最终，我在《自立晚报》上署名撰文讨论海基会与“陆委会”的关系，文中对“陆委会”继任主委黄昆辉先生的一些批评特别引人注意，有“炮打长官”之嫌，引发了一场关于“行政伦理”的议论，随后去职。 　　在我生命中，那两年零四个月是一场庄严的闹剧，现在回头看，那时我走掉是不错的。离职后的十?年，两岸交流的步调和法规几乎没有半点进步，好多还在沿用我当时确立的方案，要是一直待下去，这十几年不是完全浪费掉了? 　　 　　教育是一场社会运动 　　 　　从政府出来之后，我办的第一个大学是南华大学，它最开始叫做南华管理学院。它跟原有的管理学不一样，并不仅限于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还开设了环境管理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