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两国社会转型比较.docVIP

中印两国社会转型的比较 　　中印两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不是在两条并行的跑道上齐头并进，而是从不同的方向、沿着不同的山麓，攀登同一座顶峰。 　　 　　几十年来，印度在许多方面都被用来与中国进行对比。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一些相似的社会问题，――人口众多、贫穷问题和根深蒂固的旧文化传统，并且在近似的时间里取得了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领导民族独立事业的领袖们也都是踌躇满志，想利用人民争取本国社会进步的迫切心情，做出比对方更快的成绩。50年代时，对比最多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哪一种社会制度更“优越”，而现在又悄悄地转为是对社会经济进行民主管理还是进行集中统制等等的多种比较。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回过头来，人们发现，简单地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孰优孰劣，没有普遍的意义，重要的是要看这两个国家与发达国家还有多大的差距，社会转型后还保留下来多少传统文化，以及走没走或走了多少弯路等等。而为某些中国人所看重的GDP的多少和奥运金牌数量只是众多指标中的一小部分。我还认为，比较也不应当成为宣扬自己或褒贬对方的依据。 　　印度的传统文化具有让所有民族的学者肃然起敬的魅力，这是印度民族对信仰的虔诚使然。我曾经借助多种的思考方法比较过印度、中国和西方三大文化的方位关系，得出的判断是：印度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要远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用另一种方法阐述，就是西方文化的空间坐标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传统文化之间，而且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距离和差别相对要小一些。也就是说，中印两个民族的社会转型的内容和方向不同甚至相反。比如印度的社会转型要求加强政府力对社会的把握程度，而中国从总的方向看，则应当限制政府力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和控制。 　　 　　影响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印度人信仰“过剩”，中国人信仰不足；印度人因为信仰的原因而到处秩序井然，中国人却因为信仰不足仍然像一盘散沙。 　　西方人不承认儒教是中国人的宗教，因而，他们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统治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所要花费的代价是高昂的，因???作为开端，只能让传教士充当西方文化的探路人。印度则不然，她早早地就成为小小的英吉利的殖民地，时间长达一百多年。从经济上分析，英国人这样做在经济上是划算的。而如果他们要是真的当上了中国的宗主国，从经济上就难以有利可图，原因就是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统治成本。他们理解中国社会传统和把握中国文化的程度，要比印度差多了。 　　还有一个观点是促使我形成上述判断的缘由，那就是“西方人所有的现代社会管理方面的成就，都是在吸收了中国人的文官政府这个文化构件以后才取得近代以来爆发性进步的”，时间是在文艺复兴的前后。 　　在宗教改革以前，在西方文明圈的各国，民众的信仰也是“过度”的。与印度不同的是，“过度”的信仰在印度产生的恶果是全民性的“麻木”和不求进取，而在西方所产生的罪恶则是宗教专制。宗教专制阻挡了社会进步，这是但丁时代的社会特征，也标志着从罗马帝国在四世纪前后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以后，宗教这个文化工具用来促进人类文化进步的社会实践已经走到了尽头。要突破这个桎梏，就要用新的更高级的文化成果取代宗教统治方式，这个文化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以文官政府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式世俗政治，它可以用来限制宗教势力无所不在的触角。当然中国式的世俗政治的引进，不仅是西方社会自16世纪以来取得进步的全部，而且也是作为“用”而引进的。但它在西方社会这个“体”上，却体现出了比在中国更为充分的历史价值，而且，西方人在文官政府的生成方式上，也没有照搬中国的科举考试取仕的方法。 　　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的现代社会结构中，已经包含了世俗政治这个重要的中国文化基因，而印度社会则没有，而且它也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主动地嫁接上这个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以中国文化作为参照的话，印度社会比西方社会离我们遥远得多。 　　宗教信仰还可以作为一个介质深入地比较中国社会和印度社会。 　　与西方社会相比，印度的宗教传统从历史上看就一直难以与“专制”一词搭界，他们的佛教教义所主张的宗旨――涅?，所追求的是一种远远超越现实生活修养的极高的道德境界，――现代社会的许多鲜活的思想侧面――如对环境、生态和“众生平等”理念的关注，与早在几千年前就形成的古代印度教的哲学思想有着几乎相同的道德根源。因此在这个伟大宗教长期的弥顶灌输之下，印度人的精神特征是“慈悲”，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甚至有些柔弱。在印度，就连居于强势地位的统治阶层也是慈悲或柔弱的。印度在历史上多次被外族所征服，但是国家政权却一次也没有被自己民族中的底层民众（包括苦大仇深的“贱民”）所倾覆，――在他们的历史上就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张献忠和李自成。 　　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人“早熟”，其实，比中国人更加早熟的是印度人，他们“自不量力”地在印度教的教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