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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与发展 　　摘要：本文试图从农户有限理性的行为假设出发，分析传统农户与现代农户不同的金融需求特征，进而阐述农户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导致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有限理性；非正规金融；关系型信任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０３１（２００６）０９－００４６－０４ 　　 　　一、引言 　　 　　“三农”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衍生出了农村金融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却不能令人满意，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村地区的非正规金融却异常活跃，对其研究也成一大热点。 　　麦金农于１９７３年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假说（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与市场分割假说（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为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Ｆｌｏｒｏ＆Ｙｏｔｏｐｏｕｌｏｓ、史晋川和叶敏、贺力平、张杰等均从这一分析框架下得出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缘于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导致正规金融对金融需求的供给不足。但以上解释与正规金融在发展中国家与金融高度自由化的发达国家的同时存在相矛盾。Ｓｔｉｇｌｉｔｚ和Ｗｅｉｓｓ的均衡信贷供给模型（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ｇ）使我们可以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非正规金融。[１]沿此思路，Ｓｔｅｅｌ，ｅｔａｌ、林毅夫等分析认为信息不对称是产生非正规金融的更重要原因。[２][３]但是信息经济学的解释也不完全。现代金融中介的意义已不仅仅局限于减少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它们已经是独立的市场参与者，通过提供金融产品来创造价值。此外，史晋川等以温州为例对民间金融的变迁给出了一个三方博弈（上层结构，地方政府和民间非正规金融）的解释。[４]张杰从历史视角论述了农户的金融需求特征，并得出中国农户特有的融资次序及民间借贷的内生性。[５]但是，该文对农户行为的假定过于偏颇，对民间借贷也未给出发展的分析。 　　本文??图从农户行为的分析着手，得出农户有限理性的行为假设及传统小农与现代农户的金融需求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解释农户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导致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和发展。 　　 　　二、传统农户的行为特征 　　 　　传统农户是指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户，在地域上主要分布于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农村。与此对照的是现代农户，是指经济上无生存威胁，较为富裕的农户，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心城市郊区。 　　西奥多#8226;Ｗ#8226;舒尔茨（Ｓｃｈｕｌｔｚ）认为农民是理性的，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如同在特定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对价格反应灵活，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并且分析指出传统农民之所以储蓄意愿低是因为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６]Ｓ#8226;波普金（Ｐｏｐｋｉｎ）在舒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农民在经济和政治市场上均是最大化利益的追求者。[７] 　　Ａ#8226;Ｖ#8226;蔡雅洛夫（Ｃｈａｙａｎｏｖ）则认为农民并非资本主义企业，主要原因是：小农的家庭式农场不依赖于雇佣劳动，而是自己的劳动投入，故难以计算成本收益；[８]希尔#8226;波拉尼则从根本上批评了舒氏的命题，认为将以价格机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小农经济体系是不符合逻辑前提的。詹姆斯#8226;斯科特（Ｓｃｏｔｔ）在蔡氏及舒氏的基础上提出了“道义经济”的命题：农民的主导动机是“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９]也就是说，农民具有风险厌恶者的特征。 　　显然，中国传统农户的现实行为与上述分析均不能很好吻合。传统农户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村经济远没有达到完全的市场化，所以传统农户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理性；而中国农民也绝不是天生只追求“生存”与“安全”。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农民对土地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因为人首先要追求生存，然后才能发展，而土地则是农民最根本的生存保障。中国小农经济也有“过密化”的特征，之所以没有从家庭中转移出来大量多余的劳动力，是因为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土地的微弱保障，从而没有更进一步沦为完全的无产者。（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几乎都是由于土地兼并过度，完全没有生存保障的失地农民过多引发。而新的统治者则会改变土地分配状况及税赋制度，使农民能有基本的生存保障。）当然，过多的劳动力为求更好的生存会去追求家庭农业收入之外的非农收入。但是，这些非农收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即使现在有些农民的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很大比重），所以农民无法改变被束缚在土地之上的命运，其一切经济决策均要以此为基础。 　　中国土地的过度细分和农业的脆弱性造成单个农民抵御风险能力的不足，以土地为生存保障的小农会自然地寻求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