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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货膨胀的经济逻辑与治理 　　当下中国的通货膨胀从需求面上讲是货币宽松，从供给面上讲是投资效率低下，大量资源被配置到生产率低下的经济活动中。目前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很突出。 　　需求面：货币宽松 　　2003年以来，中国的货币环境处于历史上最为宽松的时期。过去8年中，金融部门规模扩张速度显著超出经济总量增长的速度。央行资产从2002年底的5.11万亿元增长至2010年底的26万亿元，增长4.09倍；银行资产从2002年底的23万亿元增长至2010年底的94元万亿，增长3.09倍；广义货币（M2）从2002年底的18.5万亿元扩张至2010年底的72.5万亿元，增长2.92倍；而同期名义经济总量只增长2.31倍。央行资产、银行资产和广义货币过去8年的年度复合增速率分别显著超出名义经济总量6.38、3.15、2.51个百分点（见图1）。 　　尽管中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有正常的资本化需求。比方说，1998年以来的房改，中国家庭无形中增加了一块很大的财富，再比方说，土地流转的逐步市场化，也是要产生大量的货币需求的。但可能也无法对冲掉超出经济增长的货币，特别是最近两年，当资本化需求已经大幅减少时，中国的货币量暴增了53%，而名义经济总量只增长了26.7%，货币增长率超出经济增长率整整一倍。 　　从资产价格看，1995年底中国经济成功地从高达26%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软着陆”。从1996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平均真实利率为2.93%。但2003年至今，中国经济的平均真实利率是-0.3%，中国经济在长达96个月中有52个月处于负利率中（见图2）。 　　2003年以来，中国的通胀有其清晰的逻辑路径：货币超量-资产泡沫-物价通胀。这是一个长期货币超量累积的过程，不仅仅是某一个时点货币超量了，因为这段时间是新中国经济史上超宽货币的时期。土地和房地产价格起来后，才通过相应的传递渠道向物价的各个领域扩散。这需要一个时间的累积，也决定了中国通胀会成为一种长期压力。 　　2003年以来，中国物价上涨主要由两块构成：城市服务性价格和食品。城市服务性价格的上涨的货币逻辑是，地价和房地产暴涨直接驱动人工成本涨，经济学上称之为“生存线”的概念。食品价格上涨的货币逻辑是，城市人工成??涨，对应的是农业人工的机会成本涨（经济学概念），同时农产品从种植出来到城市的卖场，流通过程属于大服务，所以人工成本上去了，流通成本也就上去了。 　　中国劳动力成本趋势性上涨当然与中国人口结构拐点逼近相关。从城乡二元结构角度看，当经济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报酬会加速上升。因为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从传统部门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有研究估算，今天中国农村剩余的青壮人工数量已不足5000万。从人口红利的角度看，中国15～65岁适龄劳动力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图3）。 　　但是由人口结构的拐点引发的工资上涨应该是一个均匀释放的过程，可能会像沙丘一样平缓，日本的经验数据反映了这一过程。而中国的劳工工资的上涨2006年以来却像峭壁一样陡峭。中国的劳动力红利的释放完全有条件比日本更均匀、更持续一些，因为中国广袤的国土和区域差异可以使得这一过程有足够的纵深，资方可以将工厂迁往内地，或可以用机器替代人工，但当下内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同时快速的上涨，所以薪酬上涨变得全局性的异常刚性。 　　刘易斯认为，一个国家在拐点之前也会出现工资上涨，主要是因为维持“生存线”的工资水平上涨。低端劳工的报酬是维持在一个城市生存的基本保障，它决定着一个城市的物价水平。 　　超量货币大量流向资本品后，土地和地产近年来急剧涨起来，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低端劳动者的报酬会被倒逼上涨。这是相对的，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于是又牵引着农产品必然趋势性地涨。反转过来，当工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薄，会使更多资金从实体部门挤出进入虚拟部门，推动着资本品价格更快速度的涨，这是通胀自我实现的过程。 　　供给面：资源错配和投资效率低下 　　从供给面上看，中国经济的政府主导型体制决定了其通胀型经济的本质。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相当部分的要素和资源，只要其愿意，在理论上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指对国有部门的“经济成本”）来支持投资的扩张。在微观上虚高了投资回报的水平，这是不真实的、非正常的资本利得。但从宏观效率分析，中国的边际产出资本比率（IOCR）自1994年以来，却出现了直线下滑，IOCR从1992年的0.39一直下降至2009年的0.2（见图4）。换句话讲，20世纪90年代初，大致2～3个单位的投资能获得一个单位的GDP增量；但近年来需要5个单位甚至以上的投资才能增加1个单位的GDP产出。这意味着大面积的资源错配发生，当资源被大量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