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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村落排涝水利与国家介入 　　2007年夏季我在河南周口地区调研时恰逢当地的汛期，连续几天的中到大雨天气导致曹村许多地势低洼的田地里存积了大量的雨水。田里积了水就应该排涝，否则田里的棉花和小麦就有被淹死的可能，然而曹村人对待排涝的态度和处理排涝方式却让人感到意外。许多被淹的农户要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庄稼被淹死而无动于衷，要么采取一系列近乎荒唐的排涝方式。有的村民备齐了水泵、柴油机和长达上千米的水袋，柴油机负责发电，由水袋连接的水泵则日夜不停地将田里的积水一点一点地抽到远处的河渠中。几户村民的排水方式则更为奇怪，他们利用一整套的打井设备，在存积水的地方钻出了几个十几米深的洞。这些排涝方式之所以荒唐，因为其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而且所起到的排涝效果是极其微弱的。据村干部估计，一半左右的村民都会遭受水灾所造成的棉花减产，其中严重的人家能够达到50%以上。 　　正常的排涝应该由通畅的排水渠来实现，然而曹村村民却没有选择这一公共的水利设施，他们在尽可能地以一种私人化的方式来解决本应该由公共设施所解决的问题。这种行为逻辑让人想起荆门农民在农田灌溉上面临的类似问题。在荆门农村，由于引河灌溉的大水利无法与一家一户的分散小农相对接，村民必须合作起来以一个整体的单位进行抽水，这其中一些村民搭便车的行为却最终破坏了抽水的合作基础，致使大部分村民不得不放弃公共水利的方式而选择成本高昂的私人机井。大规模的私人打井不仅严重破坏了原本就不太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而且进一步切割了大水利的功能，村民合作抽水的达成更加困难。 　　排涝和灌溉的困境虽然表面上都是农民无法达成合作的问题，但是制约公共排涝无法实现的并不单单是由于农民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缺失，其背后还有着不同于灌溉水利的深层原因。在灌溉水利上，如果村民之间的合作无法实现，私人也能够在灌溉上有所作为，即使是在荆门农村，面临合作困境的村民最终能够以不惜成本打井的方式来缓解旱情。而且，旱灾的灾难性后果并不会在极短期内发生，在这段时间内雨水的可能来临以及个人的积极行动都有可能缓解甚至解决旱灾的问题。[1] 　　与农田灌溉上私人能够相对地解决农田的用水问题不同，个体单凭自己家庭的努力则很难在排涝问题上有所作为。排涝的实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排水渠道；二、由于不可能将水排在别人的地里，排出去的水必须通向一个可以储水或者泄水的公共地方。在平原的农业耕作中，每家每户的田地是连成一片的，即使户与户之间的地界也只能由人为设置的标记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村民企图开通一条排水沟的话，他就必须要侵占邻近的良田。如果这块地距离河道较远的话，那么水沟所要经过的就可能不只一户的农田，这么高的成本和代价是个体的村民所无法承担的。而且，由于当地为历史上的黄泛区，土壤是较为松软的沙土，一旦水沟排水之后，水流的冲击就有可能逐渐将沟面冲宽，从而给临近的良田造成更大的损失。正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一般情况下，村民是不会答应别人在自己田里或者周围挖沟的。如果说合作灌溉的实现是一项能够使得大部分人受益的公益事业的话，那么在现有生产格局和条件下的公共排涝上，一部分村民利益的实现必须以另一部分人利益的相对受损为代价，这样一种利益零和博弈的实现只能由超乎个体家庭之上的更大力量来实现。由于这种力量是以转移利益的面貌出现，它就必须是一种为双方所认可的“公”的力量，而且必须足够强大。 　　对于生活在村庄中的村民而言，他最可能依赖的是两种力量，一是所在的家族或者联合家庭集团的力量；二是村庄中以基层组织为代表的行政力量。在北方村落中，村庄为众多的家族所分裂，村民在生产、生活中所要处理的主要关系并非族内的关系，而是族与族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大家族内，由于存在一个基本的认同，村民的农业生产存在着一个底线式的互助，农业生产中的侵害和补偿协议在族内权威人物的主持下能够相对容易达成。但是，排涝的实现不可能只是在本族人之间发生，其所搅动的往往是村庄范围内的关系。单个族内的权威由于无法实现对村庄公共权威的垄断，其需要与其他家族权威实现联合而共同在村庄公共事务上发挥作用，这也正是杜赞奇所谓华北村落中“会首制度”形成的原因。也就是说，家族力量在北方村落中是有限的，其作为低于村庄的一个较小单位无力实现整体村庄的秩序建构，这也正是北方村落与南方宗族型村落的重要区别。 　　弗里德曼曾专门研究了在南方宗族形成中公共水利所发挥的作用，然而北方村落的水利特点却无法将宗族的力量凸显，水利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凌驾于家族之上的更大力量来实现，这个力量曾经来源于村庄权威的联合，而在国家实现对传统“文化网络”的摧毁之后却只能来自于国家。因此，如果说南方宗族型村庄依靠自身的村落共同体特性和所处的自然条件能够相对自主地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问题的话，那么北方村落中的农业生产离开了国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