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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下西南边境地区空间经济聚集演化 　　摘要:区域经济空间聚集是区域经济空间分布的一种普遍现象。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下西南地区经济聚集的可能性。在一个多地区框架中思考中心―外围模型的演化,模拟出一体化进程中空间经济聚集的几种模式:单一中心模式、均衡分布模式、多中心模式和多级中心模式。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区域经济一体化;西南边境地区;中心―外围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140-03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下边境地区的空间经济聚集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由于运输成本降低将使产业和人口空间结构发生调整。新经济地理学把“空间”因素引入了对区际贸易的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一是对外贸易对本地市场具有放大效应。如果某种外生冲击改变原有需求的空间分布,扩大某一区域的需求,则大量的企业改变原有的区位,向该区域集中。而这种聚集与贸易自由化或经济开放度有密切的关系;二是对外贸易的扩大引致突发性聚集。内生的非对称性现象的发生是突发性的,当处于对称均衡且交易成本较大时,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一临界值以前,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不会影响产业的区位。但达到这一临界值后,自由度稍微增加,就会发生突发性聚集。分析表明,贸易可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使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发生聚集。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了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经济活动圈子,容易在一体化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发生更多的经济联系。关于市场规模与规模经济之间的关系,克鲁格曼等人的研究说明:经济一体化创造出一个更大的市场,能够容纳更多的厂商,并且各个厂商以更大规模生产,以更低的价格进行销售。为了实现一体化带来的好处,各国必须参与国际贸易;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各厂商必须集中生产,要么在本国要么在国外,但厂商必须在国内外同时销售,最终产品均在一国生产并出口到另一国。这说明了一体化导致市场扩大,厂商要产生更大的规模生产,必须集中生产地,又强化了包括范围经济和外部经??在内的以规模经济为主导的区域分工[1]。Hanson(1996)认为,自由贸易化和经济一体化对边境地区是有利的。自由贸易化和经济一体化具有将边境地区转变成大尺度区域共同市场中心区的倾向――至少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高级阶段,通过企业有效的前向、后向联系,从而使边界两侧市场区整合、边境地区市场潜力大大提高,也使国家间跨边境贸易增多,吸引更多的企业、人口向边境地区聚集[2] 。William CollierRoger Vickerman(2002)认为,边境区域作为移动的经济要素的前沿位置,具有吸引新企业的持续能力[3]。克鲁格曼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以后,对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地区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发现墨西哥和美国的产业由国内中心地区向边境地区聚集。Gordon H.Hanson(2001)以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城市Pairs为实证,针对美墨区域经济一体化对边境地区经济活动的扩张进行研究。认为交通成本是重要的非政策性的贸易障碍因素,一体化导致区域边境地区制造业经济活动扩张,并对美国边境城市的就业增长具有作用[4]。Rodríguez-Pose(2003)等的研究显示,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以后,墨西哥的工业就逐渐向与美国交界的地区集中,而墨西哥城周围的重要性则相对有所下降[5]。其中,国际产业间垂直联系的企业向边境地区移动的可能性更大。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随着各国间因贸易量增加带来过境需求的增长,而使边境地区由“边缘区”转变为“核心区”。Silvia Stiller(2003)对德国和波兰的边境区域变为欧盟的内部区域所带来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认为波兰和德国的边界阻碍的清除有利于增加边境区域企业的国际贸易关系,容易受到一体化进程中贸易扩张的影响,人口和就业也出现了新的趋势,且出现了强烈的收入方面的不平衡[6]。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实施了沿边开放战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使边境地区具有形成边缘经济增长中心的可能性。中国内地与边境地区是典型的CP(中心―外围)结构特征,虽然边境地区比内地更靠近周边国家市场,但这种地理区位上的便利在国界的作用下并不能得到发挥,边界效应更多地体现为“屏蔽效应”。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边界的“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边境地区比内地具有进入周边国家市场更好的便利条件。金煜等(2006)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等因素对工业聚集的影响,并利用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聚集的因素,研究认为,经济开放促进了工业聚集,而经济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