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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社会化下高校法律主体身份变化及特点 　　摘要：随着中国高校定位的变化及后勤社会化的改革，高校主体身份也随之发展变化，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内涵，出现新的特点。在对高校与学生关系的各种学说的简单回顾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大学城后勤社会化的特点，对高校主体身份进行了解读，对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最后提出了实现学生管理工作法制化的具体途径和措施。 　　关键词：高校；后勤社会化；法律主体身份；学生管理；法制化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6-0087-03 　　 　　广州大学城是一个后勤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高校园区，该校已经顺利实现主体搬迁工作。在后勤社会化的前提下，大学城学生管理工作面临全新的课题。尤其是随着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颁布和实施，对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本文从学生管理工作法制化的角度，从法律层面对大学城校区学校双重法律主体身份进行了初浅的思考和讨论，以期对学生管理工作有所启发，对于依法治校有所裨益。 　　 　　一、学校的法律主体身份回顾和分析 　　 　　(一)国外有关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学说 　　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公立高等学校在法律理论上归属为“公务法人”，其内部组织机构以及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都属于公法性质，在整体上受公法调整。 　　根据德国早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公营造物利用关系。根据这一理论，学校的校内管理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学校处于优越的地位，可以不待法律有明文授权而根据实际需要制定特别规则，对学生有命令强制权力，学生则只有遵守和服从的义务。如果学生违反义务或特别规则，应受到制裁甚至淘汰处分。而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也因此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不得提起行政诉讼。在这种理论支撑下，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行为完全取决于管理者的意志，而成为法治的真空。 　　二战以后，行政法学界对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进行了反省检讨，将特别权力关系区分为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校内治权中对学生身份有重大影响的管理行为(基础关系)，被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如学校招生、发放毕业证、学位证，对学生的开除、勒令退学、不予学籍注册等行为，因此影响了学校与学生之间特别权力关系的存在与否，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法律地位，从而被视为外部行政行为，应当遵循“依法行政”、“法律保留”的原则，纳人司法救济的范围。而学校的其他管理行为(管理关系)，包括对学生的纪律处分行为，因为不影响学生法律地位的改变，且为学校达成教育目的所必需，则依然属于特别权力关系的范围，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 　　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由于历史上学校与政府关系存在极大的差异，两者的法律传统也有根本性的不同，因此，在处理大学内部管理关系时所遵循的法律规则也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没有把公法、私法作截然两分的传统，公立、私立学校受许多相同规则的约束。同时，由于政府和学校之间长期以来是一种松散型的关系，即使对公立学校，政府往往也只是通过拨款、评价等间接的手段管理。因此，学校享有大量的自主权，它对学生的管理也往往是基于一种契约关系。针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法院也会在某些方面适用不同的规则。 　　由此可见，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法律对于学校在招生、发放毕业证、学位证，对学生的开除、勒令退学、不予学籍注册等影响学生法律地位的决定时是授权学生提起行政诉讼的，而对于学校对学生的纪律处分、教学管理等活动则赋予学校处分的自主权，学校更多的是处于行政法律主体地位。英美法系国家则更加强调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契约关系，而学校更多处于民事法律主体地位。 　　 　　(二)中国的高校的法律主体地位 　　长期以来，中国学生与高校的在学关系确是一种无名但有实的传统特别权力关系。这种特别权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学生的权利。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自主与国家对学校管理学生权力的控制约束相统一。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学校对学生的绝对的教育管理权，这种权力不受司法干预，只受制于法律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规章。由于国家对于高等教育实行的是学生从入学到就业全部由国家大包大揽的政策，自然很少有人对高校的绝对的行政管理权及高校对学生权利的侵犯提出质疑和挑战。随着上世纪末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策的实施，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发生了很多潜移默化的变化，首先学校与学生的契约化内容的增加，这使得学校与学生在教学服务的提高和接受方面被广泛理解为民事法律关系；其次是学校对学生的绝对的管理权受到一次次的冲击，依法治校的呼声要求学校的教育管理权接受司法审查的监督。 　　另一方面，对于与教育管理活动无直接关系的民事关系包括民事赔偿关系的确认则体现了对学生基本权利的维护和对学校权力范围的限定和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