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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建设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 　　摘要:我国的乡城劳动力迁移呈现特殊的二阶段“中国路径”,导致发展经济学的命题和经典理论无法对此做出充分解释,特殊的乡城劳动力迁移现状使我们必须重视农民工的市民化#65377;本文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度量方法,并利用2005年3月进行的武汉市进城农民工情况调查对此进行了实证,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建议#65377; 　　关 键 词:乡城劳动力迁移;农民工市民化;市民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3-0039-06 　　自中国实行渐进性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方面由于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一方面又由于体制松动导致长期积累的势能开始补偿性释放，大规模的乡城劳动力迁移便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出现，这是一种必然的人口结构调整现象。但是，同样由于上述原因，与其???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乡城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他们在职业上是工人，在社会阶层上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而在社会身份上却仍属农民。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表明中国的乡城劳动力迁移存在特殊性，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实现职业迁移的同时，空间迁移却没有同步实现，进而形成此暂居性质和候鸟型的打工阶层。然而众所周知，城市化过程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过程，同时还是农民职业非农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身份市民化的过程，如果数量庞大的乡城迁移劳动力长期滞留于农民工状态而未能市民化，不仅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和城市化目标的实现，而且还会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隐患乃至障碍因素，为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城乡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重要而现实课题。 　　 　　一、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民工市民化 　　 　　1. 乡城劳动力迁移的“中国路径” 　　如前所述，中国的乡城劳动力迁移呈现特殊的“中国路径”，这一路径表现为上述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其一为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变，其二为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变。 　　第一个子过程遭遇的最大障碍来自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人为构筑的“显性户籍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确立了户籍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即“保证人民居住迁徙之自由”，但在其后的户籍管理工作中，由于诸多现实原因，这一原则并未真正贯彻。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提出：“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1963年，我国开始实行以是否吃“商品粮”为标准划分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以此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1964年，国务院转批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进一步加强了对乡城人口流动的限制。1975年，我国宪法取消了之前关于迁徙自由的条款。1977年，公安部又颁布了一个严格控制“农转非”的户口迁移规定，使国家对乡城人口流动的限制达到顶峰。 　　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导向型经济改革，想进城的农民跨过这一“显性户籍墙”已经不再困难。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放宽了对乡城人口流动的限制。1988年，我国又逐步放开了粮油和副食品价格，以户籍为基础的票证制度被取消，户籍对乡城人口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小了。 　　除了户籍管理制度的逐步放开以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乡城劳动力迁移规模日趋扩大，其主要原因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了农民流动的前提，即时间的自由和行为的自由；（2）紧张的人地关系是人口流动的基本推动力；（3）粮食产量的增加给农民流动创造了条件；（4）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便利了人口流动；（5）农村非农产业经营及其比较利益刺激了农民流动；（6）城镇的初步开放吸引了农村人口流动；（7）城区间发展差异加大了人口流动的势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成为“从农民中率先分化出来、与农村土地保持着一定经济联系、从事非农业生产或经营、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而不具有城镇居民身份的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实现了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变。 　　第二个子过程面临的最大障碍来自韧性更强的“隐性户籍墙”。虽然广大的农民工已经穿越了“显性户籍墙”来到城市，但他们仍面临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他们并没有从真正的农民中分离出来，彻底成为城市市民。 　　在这一系列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二元劳动力市场包括首属和次属劳动力市场。前者由持有城市户口的市民构成，其收入较高、劳动环境较好、更为稳定；后者由持有农村户口的农民工组成，其收入较低、劳动环境较差、缺乏稳定性。广大农民工突破了“显性户籍墙”来到城市，但只有极少数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