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流光掠影追忆陈明达先生.docVIP

回眸中流光掠影追忆陈明达先生 　　对于一位人物或一件事情的了解往往要通过相当长期和反复地认识即使如此，也常常不能做到十分全面和彻底。此外，观察者本人的洞察力和所处的地位也相当关键，在这一方面，成人就要比孩子有利得多。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对于从小就认识的陈明达先生，在我的记忆里，对他的印象似乎是既清晰又模糊，既熟悉又陌生。因此，很难一下子就准确地勾画出他的整体轮廓，而只能够依靠许多点滴的回忆，来逐渐拼凑中国建筑史学界这位著名学者的形象了。 　　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陈先生，最有可能是在北平故宫午门外西朝房内的营造学社。大概是1936年的夏天，在随母亲去中山公园(原明、清王朝的地坛)的途中经过那里。大致记得当时学社中的工作人员不多，但大家都在无声地忙碌着。由于对他们都不认识，所以我只能老老实实地站在一边，既不敢向前探视，也不敢提出任何问题。按照现在的推想，当时正值父亲等从外地调查归来，包括陈先生在内的有关工作人员，一定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后续的整理工作，自然谁也不会去注意我这个临时出现的“小把戏”。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和梁思成、杨廷宝先生三家一同离开了北平，但这时学社的其他工作人员并没有与我们同行。一种可能是为了避免人员众多、目标过大，引起日寇和汉奸的注意。而另一种最大的可能，是当时还在北平的一些学社人员，正在社长朱老先生的直接指挥下，将经过多年调查、研究的文字资料和照片图纸，进行全面地清理，并将它们转移到安全的地点予以保存。后来运送到天津并寄存在英租界麦加利银行地下仓库里的一大批学社资料，很可能就是陈先生他们所进行的重要工作之一。1937年秋，我们和梁先生家都已安抵远离战区的湖南长沙，不久学社的三位工作人员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也先后赶到后方，但由于住所的分散以及学社的工作尚未展开，以致我们未能见面。后来，随着日军逐步向华中进逼，武汉和长沙已不复安全而敌机的轰炸亦日益频繁，于是在学社成员们商讨以后，决定再西迁至云南的昆明。不久梁先生就率领绝大多数人员先行出发，而我??因要返回湘南故里省亲，所以另为一路。 　　1938年春，我们途经广西、越南也来到了昆明。这时先期到达的学社成员们已经集中在城南的巡津街，并建立了工作地点。而后到的我们却另住在城区西北的兴国街，其间的往返距离，几乎要穿越整个昆明市区。因此除了每天去上班的父亲，我们和学社的人仍然没有机会在一起。后来由于日军入侵越南，昆明市也成了轰炸目标，学社为此又迁到了市外东郊的乡下。可能也是因为住房不够，梁先生和奠宗江、陈明达二位以及学社的办公地点都安顿在麦地村，而我们和刘致平先生则不得不住在它以西三里路的瓦窑村，每天来回工作自然很不方便。于是大约在半年之后，我们和刘先生终于也搬到了麦地村。从此学社来到大后方的全体人员，才真正得到了“大团圆”。而我也在这时，才首次见到了陈明达和莫宗江两位学社中最年轻的成员。 　　位于麦地村西南隅的兴国庵，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尼庵。但其平面布局和我国传统的佛寺尼庵颇不一致。不但其庵门未建在寺庙的主轴线上，反而偏置在它的西南一隅。而且入门后竟是一区供奉“送子娘娘”的别院，经由此院东北的小门，才得以进入建有大殿的主要庭院。学社就是以这一别院为中心，工作室设在面积最大的“娘娘殿”内(神像都用布幔遮挡起来)。位于此院西侧的三间廊屋，是梁先生一家的住处。陈先生和莫先生则合住在大门内东侧的小屋里。刘致平先生另单独住在紧靠大殿的小房间内，由于他的家眷当时还没有南来，所以也算是“单身汉”。他们三个人合在一起开伙，但烧菜时，大多都经由陈先生之手。我过去看到的这些事都是由妇女们干的，所以当陈先生套着白围裙站在炉前掌勺时，确是感到很稀奇。据陈先生后来自称，他之所以能烧出一手好菜，完全是出于他母亲的嫡传衣钵。然而遗憾的是，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们竟然始终没有机会一尝他所制作的美味佳肴。 　　这时营造学社的调研工作已逐渐走向正轨，开始的对象都选择在昆明市内及其近郊，后来才逐渐扩展到云南全省，以及四川和西康(这省解放后一部划入四川，一部划入西藏)。因此，学社人员外出的路程愈来愈远离开的时间也愈来愈长。除了女社员林徽因要操持家务(赡养老母亲和一儿一女)必需留下来，那些艰辛的田野考察和测绘工作，自然就都由其余的五位男士承担下来了。早在抗日战争以前，虽然中国营造学社在我国的建筑学界和考古学界中都已经颇有名气，但学社中的人气似乎就不曾兴旺过。即使是在1935～1937年的全盛时期，社中上至朱老社长下及勤杂人员，从来都没有超过二十个人。而当时外出进行田野调查和归来撰写报告以及绘制图样的主要力量，也就是撤退到大后方的这几位了。虽然后来在时间、地点和环境上都已大有改变，但他们的工作热忱和敬业精神仍然一往如昔。在1939年至1942年的四年之间，他们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