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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一个述评 　　一、引 言 　　 　　“马克思企业理论”首先是企业理论在现代语境下的一个舶来用语，甚至相对于马克思学派而言，它至今也还是一个“非惯常用语”。在国内较早出现的有代表性的关于企业理论的综述文章中，如钱颖一(1989)［1］1-30，以及杨小凯(1994)［2］，均未能提及“马克思企业理论”术语，而且均不约而同地认为：真正的企业理论是为Coase的1937年的经典论文所首创。这似乎也成了“定论”。国内一些学者因而迁就地“把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称作马克思的‘企业理论’”［3］167-199。而事实上也只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①，马克思企业理论这一术语才得以在国内开始普及和被延用，表明起码在企业理论方面，马克思学派还没有充分掌握自己的“话语权”②。这个经济现象和理论事实显然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③的主导直接相关。 　　深入剖析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国内的兴起及其占据主导地位，有着两个基本的理由。一是理论需求原因。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厂商理论”辞条撰写专栏的作者虽然宣称：“现在值得怀疑的是，经济学家是否仍然同意‘厂商理论’词目中所指明的内容……但在此刻我想还是让这一点含蓄一些为好”，但最终仍旧以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为撰写条目的开端［4］381-388。充分表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已经通过对企业性质的基本问题的提出以及解答，在多大程度上实质地调整和改造了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条件，并相应成为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理论硬核。二是实践需求原因。经济转轨以来，我国由于客观具有指导和解决企业具体实践问题的理论需要，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急需理论上的指导，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能及时提供适当的理论工具，这就为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国内的传播和运用提供了契机。 　　所以一时间，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备受中国学者追捧，被视为“科学理论”，并试图将其应用于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以上两点分析同时表明：实践的超前性与理论的滞后性是促使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得以在国内迅速扩散的深层次的现实理由。 　　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实践意义上向马克思经济理论提出挑战，它反过来说明，不是实践出了问题，而恰恰是理论本身未能及时地做出解答。这就给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现当代的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它必将会遭到诘问：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现当代能够回答什么?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如同问题本身一样无穷无尽，因为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本身也同样经历着“发展”。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国内学者从批判性角度，在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回应中，对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此，本文以下加以述评，并提出进一步的展望。 　　 　　二、批判视角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综述 　　 　　显然任何理论回应都是由感性思维向理性思维的逐步的建构过程，并会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建构的特征，由中国学派①所发起的这场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深度回应，也不会例外。从回应的形式和特点归类，分为四种表现或四个方面：一为“批判”，二为“回溯”，三为“比较”，四为“建构”。但从“回应”的内容及其方式看，第一种表现仍然是基本方面，后三种表现只是辅助方面，是基本方面的配合或其直接的展开和延续。即所谓“批判”，不过是指正面的和直接的批判；所谓“回溯”，不过是指反面和间接的批判；所谓“比较”，则不过是指侧面意义的批判；而所谓“建构”，也不过仍旧限于批判基础上的外推或延伸。因此，以下把它概括为：总体以“批判”为中心的沿四条线索的分别展开。 　　第一条线索：理论批判及其深化 　　由中国学者或以中国为背景的中国海外学者所发动和发起的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批判，肇始于对交易费用范畴或理论的不满和批评。这一线索按其理论批判的实际进程及其深度，具体地又可以细分为三个子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局限于对交易费用理论本身的主要缺陷进行分析，立足的是交易费用理论自身的逻辑，代表性的分析有单伟建(1989)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5］61-89、黄少安(1995)的产权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6］；第二阶段(199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末)逐步上升为立足于《资本论》和方法论层面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范式，进行整体剖析与批评，其中代表性的是张银杰(1998)的基于资本主义企业理论范式的整体剖析［7］，以及林岗、张宇(2000)的基于产权分析范式的整体批评［8］；第三阶段(2000年代初至今)从方法论层面和角度，进一步着眼于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所依据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进行整体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代表性的是刘元春(2001)的分析，刘元春给出的分析结论是：(1)在动态宏观的视野下，交易费用分析框架无论从其基础理论逻辑、核心理论范畴，还是主要理论结论来看，都是不成立的，(2)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