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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重奖公职人员伦理审视 　　摘要:从伦理的视角看,公职人员出色的履职是可以获得肯定甚至奖励的,但不宜重奖。公职人员履职是履行法律义务的证明同时也是道德精神的体现,基于此种考虑,可用一定的形式包括物质奖励作客观补偿使“德”与“得”真正贯通起来。在涉及政府合当行使权力的问题上,人大的监督和制衡不能缺位。公众理性基础上的宽容对于公职人员依法有效行政的作用不可小视。 　　关键词:道德精神;客观补偿;监督制衡;公职人员;政府奖励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8-0232-02 　　 　　近几年,从山西省政府重奖环保领导到陕西省华县政府重奖连破四起命案的警察,此类政府重奖公职人员的事件在社会上引发了一片质疑。大多数人认为,公职人员屡责是天职,不应该得到奖励,更不应该是重奖。那么该不该获得奖励甚至重奖呢?到底又该让谁做出这样的选择呢?现以华县政府重奖警察为例。该案例涉及到了四个主体间(包括公众和政府、公众和人大、公众和公职人员、政府和人大)的关系。首先公众把矛头直指政府:重奖的钱不正是纳税人的钱吗?政府重奖警察应该吗?政府这样做经过人大批准了吗?本文拟从伦理的视角对此问题加以剖析。 　　一、公职人员出色的履职是道德精神的重要体现 　　社会公众质疑重奖警察的代表性理据就是,警察身为公职人员破了命案只是做了分内应做的事,分内之事乃为法律义务所规定,而非道德责任,因此是不需要也不应该重奖的。相反破不了案,则要视为失职。其言外之意也很明确:法定的义务不可推卸,如果是道德义务,则可为亦可不为,选择余地相对要大得多。而且,出于道德义务的行为是可以获得奖励的,法律义务则没有这样的“待遇”。这样的理解本身没错,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鉴定警察破命案这一事实的义务属性。进言之,如果认定警察连破命案属道德范畴内的事,那么政府重奖就基本是没有疑问的。 　　人们一般不会怀疑这样的说法:警察作为公职人员,破案是天职,是必须为的事,因而可被认定是法律义务所规定了的;我们同样也可以说:警察作为公职人员应当破案,由此又可以认定为道德义务,两种说法是不是矛盾了呢?没有。在这里我们想说的是,破案固然是公安人员的天职,是必须做的事。不过也须清楚的一点是,破案一语,起码有两层含义,一层意思是我去做过破案这件事了,至于尽力没尽力、案子破没破我并没太在意;第二层意思是我不仅去破案,而且也尽力破了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如果说前者可看做法律层面的问题,那么后者则可视为道德层面的问题。换句话说,警察去不去破案是法律可以过问的事,而是不是真心诚意、尽心竭力地去破案乃至破了案则属于伦理道德所料理之事。要把案子破了,需要主客观因素的参与,在某些情况下客观因素具有不可抗性,案件很可能因此永久搁置。即使就主观因素来说,也有德和才的问题,有德无才和有才无德都无助于命案的告破。尤其是当把问题的根本归结到才即能力上时,结果往往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几乎没人能在法律意义上做这样的担保:不管什么命案,我都能侦破。敢说这类话的人固然勇气可嘉,可也免不了说大话之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某些警察本来没有尽力去破案,最后却在无果的情况下声称已经尽力并以能力有限搪塞,这无疑是行为主体在道德方面出了问题。道德借助“应该”的律令来实现,强调的是“自律”和“自己为自己立法”。总而言之,警察不仅应该破案,而且应该破了案,这是道德义务之规定。也即从道德义务的要求看,不仅注重实际的作为更注重乐观的结果,甚至后者更值得期待。如个案中的警察连破命案固然是履行法律职责的证明,但如此突出的成绩已非法律能够左右和决定的,而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警察的一种道德精神。简言之,这样的累次乐观效果不再是履行法律职责过程中的伴随性结果,更多的是警察在道德方面所作努力的深刻揭示和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H.A.杜勃罗留波夫写道:“把它当做一种沉重的枷锁,当做‘道德负担’。这样的人,看来不能把他们称为真正有道德的人。而有的人注意把义务的要求和自己内在本质的要求结合起来,努力通过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的内在过程把义务的要求化为自己的血肉,使这些要求不仅成为本能的必需,而且带来内心的享受,这样的人才可以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1]显然,华县警察连破四起命案决非偶然,即使很难排除外在的压力,也否认不了警察在侦破命案中表现出来的道德精神。如若完全受命于外在的长官命令或是条文规定,而缺乏一定的道德精神,那么是很难获得如此突出的成绩的。 　　道德之崇高根本上看就在于它是超功利的,也就是说,行为主体践履道德义务不能是出于权利性动机,否则行为本身就会因戕害了道德的真谛而失却了道德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德行为主体不可以获得他人或社会客观给予的补偿。相反,出于社会公正的考虑和主体心理的慰藉社会建立相应的德行代价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