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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历史哲学及其对乾嘉学风影响 　　摘要：以钱大昕、赵翼和王鸣盛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历史考证学派，长期致力于校订史籍文本、编排史料、考论史实等工作，直接影响到了乾嘉学术向证实、考据学风的整体移易。其中赵翼融归纳与综合为一体的治史方法论、“义理必参之以时势”的历史哲学，以及“所欲咸得遂”的伦理学思想，证明乾嘉考证史家群体性的“史篡”、“史考”之学背后隐藏着一套无形的历史与道德形上学。这一历史与道德的形上学主张把史学从唯道德主义偏颇中给解放出来，整体表现由好议论转而好实证、由重褒贬转而重时势的这一重大思想异动与时代特征。 　　关键词：赵翼；历史考证学派；历史哲学；乾嘉学风 　　乾嘉考证史学从史学理论、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整体风格上表现出其独具一格的特质，涌现出众多考论精审、传诸后世的史学著作，其中主要以钱大昕、赵翼和王鸣盛等三大家为代表。他们长期所从事的校订史籍文本、编排史料、考论史实等工作，对于夯实史学之基础功莫大焉，也直接影响到了乾嘉考据学风的整体移易。其中，赵翼在当时叨陪三大家末座的史学地位现在有了明显的提升，其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学界的认可，其中消息值得玩昧。要言之，学界对赵翼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诗论和史学这两个方面。撇开文学不论，对其史学思想的研究当以杜维运的《赵翼传》和赵兴勤的《赵翼评传》两部著作的先后出版为标志性成果。杜维运后来在《清代史学与史家》一书中又用了整整一章谈“赵翼之史学”。杜氏在综罗中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赵翼史学思想尤其是史学方法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该书对于赵翼史学方法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其“运用考据学家所惯用之归纳方法与比较方法以观察盛衰治乱之原，超越于孤立之繁琐事实之上以观察，自其中归纳出社会史与制度史发展趋势之通则。此为乾嘉时代甚至中国整个史学发展史上所罕见之史学，而与西方近代之解释史学相接近”。晚近出版的赵兴勤的《赵翼评传》则继杜维运之后，将赵翼的治史方法进一步细化为：枚举、比较、归纳和推理四种方法，并且难能可贵地辟有专章分析总结了赵翼“向来嫌理学”的哲学思想，认为其与戴震的批判精神有相近似之处。许苏民也曾从史学角度撰文指出，赵翼已经是一位初具现代意识的学者，其史学思想为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作出了积极准备。不过，上述研究仍有两点明显不足：一是未能抓住赵翼“义理必参之以时势”的核心论断，从而将对赵翼史学的研究从方法论层面有效提升至历史哲学的高度；二是未能从赵翼“理从气出”、“弱肉强之食”、“所欲咸得遂”等诗文中捻出其丰富的义理内涵，系统地耙梳出其极具时代特征的伦理学思想。由于缺少史学理论和道德思想的支撑，目前的赵翼研究尚未能准确而充分地揭示出赵翼真正的思想价值及其对乾嘉学风嬗变的具体影响。 　　本文希望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系统地发掘、阐述赵翼融归纳与综合为一体的治史方法论、“义理必参之以时势”的历史哲学以及“所欲咸得遂”的伦理学思想，并以此管窥乾嘉考证史学背后所隐藏的义理内涵，佐证乾嘉考证史学所蕴含的一股史学解放浪潮及其由好议论转而好实证、由重褒贬转而重时势的这一重大思想异动与时代特征。 　　一、赵翼及乾嘉考证史学 　　赵翼(1727～1814)，常州阳湖(今常州市武进区)人，清代著名诗人、史学家。赵翼早年即负有诗名，归宗性灵派旨趣，与袁枚、蒋士铨一起并称“乾隆(江右)三大家”。1772年，赵翼自四十六岁乞养归田之后，“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浏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辄札别纸，积久遂多。”(下引此书只注卷数、条目)虽然学术事业起步较晚，但由于他才思敏捷加之勤勉高寿，相继精心结撰出《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檐曝杂记》等影响甚广的经史考证性著作。其中，由《陔余丛考》论史部分扩展而来的《廿二史札记》是赵翼的代表性著作，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并称为乾嘉三大史学名著。在该书中，赵翼依照二十二部正史顺序，对于各部史书的书法体例进行归纳分析，对重要的历史事实和论断重新加以辨证，对历史人物进行品评，综罗历史规律等，不一而足。在他们三人中问，就乾嘉治史典范和史籍考证之精审程度而言，当推钱大昕为第一，王鸣盛、赵翼次之；然就史学义理之旨趣高低而言，当推赵翼为第一，王、钱二氏次之。赵翼虽然与王、钱二氏并称三大家，不过他与后两者在治史理念、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有不小的差异。 　　赵翼治史在方法学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他非常善于运用“以类相从”的排比归纳方法，然后再运用综合方法从多个方面对史事进行研究，最终从同似历史现象中总结出可资借鉴的历史规律性认识。这也就是为什么梁启超曾评价赵翼治史的方法是能够通观历史盛衰治乱之原、“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与钱大昕“所注重多在事实之考订，年月之辨证”相比，赵翼“则较扩充范围，将相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