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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超与遏制历史逻辑 　　给中美关系定位，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道难题。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著名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提出，中美是相互依存的全球棋手。混杂着“对手”与“伙伴”的博弈关系，与诸如“利益攸关方”、“中美国”、“G2”等命名相比，似乎更能够精准地概括中美关系的本质。对中国来说，先进的美国是个追赶的目标；对于美国，尽管任何追赶者都是威胁，却因为近代以来中国远远地落在国家现代化发展之轴的后面，因而美国可以在此前几十年间保持领先者优雅的宽容。而如今，情况却在发生变化。快速发展的中国尽管多次声明，不想改变现有的世界秩序，但美国还能对日益接近的这个追赶者保持宽容吗?显然，基于世界变迁的历史逻辑，中国的赶超和美国的遏制已成为两国关系的基调。 　　只要回顾历史便不难发现，一个在世界体系中因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家或国家联盟，被后发国家所超越的事件并不鲜见。就像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写，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应该说，新兴国家超越传统强国是一种多次出现过的历史现象，尽管这种“超越”和“转移”是需要经历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才得一见的场景。 　　在500年来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主导第一个周期的力量是热亚那一伊比利亚同盟。即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与葡萄牙、西班牙之间非正式却有利于双方的政治经济交换架构。当时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均势和新兴国家的外向扩张的特征，使热亚那人能够跟随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空间扩张，构建起涵盖欧洲、地中海以及印度、中国直至全球的贸易和金融网络，其中最关键的是开创了基于白银的全球性交换体系；而热亚那人的交换行动，又使“菲力二世得以长期推行其世界权力政策”。这种松散的城市联邦和传统帝国的联盟，开启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并由此产生了占有大量财富的城邦，成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载体。 　　荷兰周期是资本主义从城邦时代走向领土国家和民族经济的分水岭，是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579年，荷兰的7个北方省份独立，开始反抗西班牙帝国的统治，创造出一个保障商人和企业家财产、实现宗教宽容和非宗教人文教育的现代国家雏形。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为欧洲的均势提供了制度上的稳定性。这为“天生是商人，无法变成士兵”的荷兰人创造了发展的外部环境。荷兰拥有当时最发达的航运业，拥有高度专业化的农业，并于17世纪创造了配备纤道的运河网络，成为廉价和稠密的运输网络，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大量的资本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固定在了荷兰王国的“空间”里，使荷兰人可以不去选择传统帝国领土扩张的道路，其依赖于海上运输、海外贸易、专业化分工、技术创新和银行金融制度的发展模式对后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主权国家时代的真正代表是英国。英国曾经将荷兰当作自己的楷模，英国经济制度的创新实际上是对荷兰银行、金融、财政和农业制度的学习与改进，主要的创新就是通过国家政策强化对制造业及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高强度投入。英国的海上霸权也起源于对荷兰的模仿――英荷之间发生过6次战争，英国商船队的迅速扩大就来自对荷兰商船的捕获。在既是师生又是对手的复杂关系中，英国人实现了对荷兰的超越。 　　美国脱胎于英国在北美洲的13个殖民地，自独立后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根据麦迪森的数据，在1870年时英国的GDP为1001.79亿美元，美国的GDP已经达到983.74亿美元，尽管美国在1870年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人均GDP只相当于英国人均GDP的75.3％，而其后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国在1870－1913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9％，同期的英国则为1.9％。从那个时期起，美国经济总量开始了赶超英国的过程。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到1913年，美国人均GDP超过英国5.5个百分点。至此，美国经济不论总量还是人均都超越了英国。同时，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也渐渐告别了“孤立主义”传统，开始介入欧洲事务，包括派兵参加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成为了世界权力的新中心。其主要标志是，美国建立了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汇兑制，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组织和联合国等全球机构。 　　如果认真研究一下这几次超越的过程，人们会发现大国的兴衰有着深刻的原因和规律。譬如，一个国家要实现超越，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这些国家不仅拥有能够推进赶超的多种因素，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地理、宗教、人口、经济、政治、技术、文化、教育以及军事和外交等要素的组合上，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加适应外部环境和满足内在需求的结构。再如，追赶者通常都是领先者最好的学生，它们不仅继承了老师的先进制度和技术创新，还对这些制度和技术做出了重大改进。就像荷兰人学习了威尼斯人的商业技巧和与亚洲进行贸易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