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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千里之行我故事 　　第一名 　　 　　“第一名”是我父亲――还有我母亲――时时挂在嘴上的一个词，也是我父母的朋友以及他们的子女常说的一个词。在我童年所处的文化氛围中，一切都是为了成为最优秀的。“第一名”成了我的符咒。我从来没有央求父母减少给我压力。我接受了那份压力，甚至喜欢上了那份压力。在我们这帮跃跃欲试的钢琴家之间的比赛对于我来说是场游戏。也许我小时候很害羞，但当我面对一批对手的时候，即便是只有五岁的我也可以很大胆。 　　一定要赢的决心当时是流淌在我的血液里，现在还在我的血液里。在夜晚，它塑造了我的梦想；在白天，它推动了我的修炼。 　　“一个比你更有天分的竞争对象，这你没办法控制――虽然我相信你具备了你所需要的天分和创造力。但你能控制你工作努力的程度。你可以确保你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刻苦。” 　　过了好多年后，我才了???到父亲的动力是从何而来的。 　　父亲出生于1953年3月5日。父亲的名字叫郎国任――国就是国家，任代表责任。 　　我的曾祖父是一个有名的教育家，他在东北创建了一所学校。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爷爷，成了一名音乐老师。他会弹很多乐器。爷爷教会了父亲音乐，正如父亲教会了我。但正如父亲最终没能当成专业的音乐家，爷爷也无法如愿以偿。他在一家工厂找了份工作，虽然他工作很出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是吃了不少苦。 　　爷爷整个家庭因为海外关系受到牵连。当对他们的限制终于解除了的时候，爷爷已经太老了，没办法利用新时代提供的机会。但父亲还没老，父亲还年轻，还有音乐才华。他觉得他必须在每一个战役中获胜，没有哪个战斗他甘于失利。什么事都得要第一名，稍微落后一点都不行。 　　从这个角度来说，父亲的心和我的心是一致的。在我五岁的时候，我们下定决心，要在我的第一次比赛中获胜。 　　很多年后，朱教授对我说：“你一门心思想要获胜。我担心让你开始参加比赛还太早。我能看出来，一提比赛，你就会紧张起来，这让我不放心。你才刚刚五岁！但你父亲主意已定，你呢，以你自己的方式也很坚持。如果我不帮你准备参赛，你会特别伤心的。” 　　那次比赛规模很大。我递上申请时已经有五百个小孩子提出了申请，他们大多比我大。朱教授为我准备了俄国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的一首变奏曲，她觉得那首曲子会给评委留下印象。我看到那首曲子的时候也很兴奋。虽然难度大，但我意识到我能把握得好。但当我第一次弹给老师听的时候，我过于兴奋，失去了平衡。 　　她对我说：“郎朗，如果你在评委跟前这么弹的话，你连第一轮都过不了。” 　　我一听那话，眼泪止不住顺着两颊流下来。在我脑海里，我已经失败了。 　　她又补充说：“但是别泄气。我可以给你指出来哪些地方没弹好，怎样避免这些错误。” 　　我一听，脸上露出笑容，眼泪也止住了。 　　我说：“老师，告诉我吧，请您现在就告诉我吧。” 　　问题主要出在速度，如何放松，如何增强演奏处理的音乐感。要提高，就得下苦工夫，忍受枯燥乏味的练习，但一想到我的问题有了答案，我很受鼓舞。我加倍用功地练习。卡巴列夫斯基的变奏曲对比我大两倍的人来说都具有挑战性，可我拿下了这首曲子。在我五岁的那一年，我参加了沈阳市少儿钢琴比赛，并在比赛中拿了第一名。全市所有十岁以下钢琴学生都参加了比赛，那也是我的第一次正式比赛。之后，我举行了我的第一场独奏音乐会。在1987年，中国对于西方音乐演出还是颇为陌生，我上台前是按照京剧表演来化妆的，脸涂得红红的，眼圈的妆也很浓。我看上去就像一只小猫。我喜欢在舞台上演出，温暖的灯光照在我身上的感觉。我喜欢听众热烈的掌声。舞台感觉就像一个温暖的家。就在那一刻，我决定，我要当一名钢琴家。 　　因为我少儿时期大多数时间是独自度过的，我的想像力很活跃。既然我已经在我第一次比赛中获胜，又下定决心要当一名钢琴家，我再也不想上学了。我不喜欢幼儿园上的课。我也不喜欢幼儿园里的老师，每次我想早点回家练琴，他们总不让我走。他们不理解我。我那时是个怕羞的小男孩，离了家就总感觉不自在。但我不能一个人单独待在家里。父亲和母亲两人都上班。非常幸运的是，我的太姥78岁的高龄还专门从丹东来到沈阳，照顾了我三年，让我一生难忘。她走了以后，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待着没问题，于是想出这么个主意。 　　我对父亲说：“你拿一台录音机，早上你和我妈出门前把录音机给打开。我一整天都会好好练琴。回家时，你一查录音机就能证明我说到做到。” 　　父亲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因为这样我就能多出时间来练琴了。父亲为我列了一张作息时刻表，里面留出的娱乐时间少之又少： 　　早晨5点45分起床，练一小时琴。 　　7点整上学。 　　12点回家吃午饭：15分钟吃饭，45分钟练琴。 　　放学后练两小时琴，然后吃晚饭。 　　晚饭吃20分钟，这20分钟里我可以看动画片。 　　晚饭后练两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