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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再检验 　　 [摘要]利用最新的数据和更先进的计量方法，对中国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函数进行了检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大致符合“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大致为9%，在此基础上，通胀率与经济增长率有同向变动的关系。计量结果证实，上一年较高的通胀率会降低本年度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总需求函数；总供给函数；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2-0015-04 　　 　　一、引 言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可谓面临着“内忧外患”。“内忧”指的是，一方面，近几年国内消费水平占GDP的比重约为38～40%，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5～80%的平均水平，内需严重不足，中央政府采取多项措施拉动内需，但成效一直不太显著；另一方面，以房地产投资为主居高不下的投资水平难以为继，部分地区房价出现回落的迹象，经济增长前景显得似乎有些暗淡。与此同时，2007年下半年中国经历了程度较重的通货膨胀，虽然年后通胀率有所回落，但通胀压力仍然不可轻视。“外患”是指，受美国2007年次级债券危机所引发的大规模金融危机拖累，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的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对贸易依存度①很高的中国而言，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经济状况恶化会导致从中国的进口减少，因此，可以判断，净出口肯定出现大幅下滑。中国政府迅速采取对策――4万亿促进经济增长，但实施效果还未可知。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我们认为，运用实际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厘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检验中国的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可以为中国未来几年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二、理论基础：圣路易斯方程与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总需求函数表达了物价总水平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纯粹货币扰动无真实效应。而在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纯粹货币扰动对就业和产量有重要效应。为了检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早在1968年，圣路易斯联邦储备局的莱昂纳尔?安德森和杰里?乔丹就做了一次货币――产量回归，被称为圣路易斯方程。[1] 　　圣路易斯方程其实就是总需求函数，运用货币数量论可以很简单地推出货币量增长率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但其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形势却有待于检验。 　　总供给函数阐述的则是物价总水平与产品总供给之间的数量关系，总供给函数在经济学中的理论基础就是“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1958)证明，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英国的失业率和名义工资上涨率存在相当稳定的反方向变动关系。[2]萨缪尔森和索洛接着论证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同样的反方向变动关系：失业率越低，通胀率越高；反之亦然。这就是最初的“菲利普斯”曲线。[3] 　　而弗里德曼(1968)指出，只有在给定的通货膨胀预期下，通货膨胀率才与失业率负相关；即使失业率不变，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上升也会提升当期的通货膨胀率，长期的通货膨胀率会促使理性人调整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这种动态调整的基础是，存在一个“自然失业率”，超过这一失业率，通胀率不再加速上升。[4]这就是修整过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奥肯证明了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反方向变动的关系，他指出：相对于GDP的正常增长而言，GDP每下降三个百分点，会使失业率上升一个百分点。[5]而对两者目前关系的更准确描述是：GDP每下降两个百分点，会使失业率上升一个百分点。这就是著名的“奥肯”定律，考虑到“奥肯”定律，“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可以表述为：当预期的价格总水平等于当年的实际价格总水平时，实际的产出水平就完全等于“自然产出量”，这一“自然产出量”的增长率就是GDP的自然增长率。 　　左大培(1992，1996，2002)探究了80年代我国的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货币数量的快速增长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等问题初步推导了适用于中国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并进行了回归检验。[6] 　　随后，左大培在一系列的总需求―总供给计量模型文献中认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具有下述总需求函数： 　　gYt=2.357+0.347?gMt(1) (1.331)(4.442) 　　或gYt=0.445?gMt(2)(16.66)② 　　其中的gMt是名义货币量M1的年平均额(=上年末数字与本年末数字之和÷2或上年末和本年各季度末数字之和÷5)的增长率。括号中的数字为各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下同。此外，左大培还认定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具有下述总供给函数： 　　gYt=9.03+0.42?gPt-0.57?gPt-1+0.14?gAt+0.16?gZ2t(3)(5.57)(